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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熬不动夜,早上爬起来看了些测评。感觉DUO几乎没有折叠痕迹的屏幕和1200万像素的屏下摄像头还蛮让人惊喜的。 软件方面,苹果做了适配折叠屏新比例的UI,系统的菜单栏被从下方移到了右侧。而且所有应用都需要按照这个新的布局来,包括第三方 App。这么说,是不是ios开发者们需要多设计一套UI了🤔
存款1000万,每年花20万,按年化存款利率1.15%、通胀率1%这么粗略估计的话,如果30岁fire,我只能活到81岁🥲
在树上写诗:把一个诗意的瞬间,做成产品
欢迎@小怪 返场Small Huddle!上一次,小怪带着 Gacha Journal 来到 Small Huddle。这个用随机问题陪人靠近内心的小产品,让我们看见了她对情绪和日常细节的敏感,也让不少朋友从中看见了自己。 这一次的产品叫「在树上写诗」。你可以走到一棵树前,举起镜头,张开手掌。一段由你写下的文字慢慢落在树枝间,像给树穿上了一首诗。手指轻轻划过,树叶变成小鸟,随之散开。 它不是一个效率工具,也没有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只是让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如果诗不一定写在纸上呢?如果我们可以用手触碰一句话,让文字短暂地栖息在树上呢? 过去,做产品似乎属于懂代码、懂工程、拥有完整团队的人。但 AI 正在改变这件事。一个人也可以从微小的感受出发,一边构思、一边试验,把脑海里模糊的画面,慢慢做成一个可以玩、可以看见的小产品。 这场 Small Huddle,小怪会拆开「在树上写诗」的制作过程:灵感从哪里来,手势与画面如何配合,诗句怎样落在树枝上,树叶又如何变成飞鸟;也会聊到用过的技术以及 AI 在其中真正帮上忙和帮不上忙的地方。 我们也想借这个项目聊聊:当技术门槛逐渐降低,产品是否也可以是一件小作品?AI 除了提高效率,能不能成为新的创作材料?那些看起来「没有用」、却让人心里动了一下的念头,是否也值得被认真做出来? 如果你正在做艺术,想尝试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如果你有审美、有想象力,脑海里藏着一些敢想却迟迟没有动手的点子;或者你只是好奇,一个人如何借助 AI,把一瞬间的诗意变成真实的交互——欢迎来一起聊聊。 也许这次交流之后,我们还能一起做些好玩的 Workshop:去公园里收集句子,给街边的树写诗,让技术暂时离开屏幕,装饰真实的风景。
持续期待!跟着萌叔了解更多的好分享好内容!
非常惊喜!这次遇到了和SmallWOD怀揣共同愿景的「华人通」,感谢@Terrence/萌叔 组织,也感谢萌叔在分享会上把SmallWOD介绍给朋友们! 还认识了另外两个非洲国家: 税务架构的选择不仅有香港、新加坡和迪拜,还有毛里求斯。 除了那段被写成歌词的离婚风俗,加纳有黄金、锰矿、石油、天然气,也出产可可、腰果和乳木果。 信息可以录入数据库,信用却不会自动生成 创业前,魏总负责非洲市场,在多个国家往返。自己落地经营后,问题从航线变成了日常动作:到哪里租房,怎样找施工队,去哪里买安装材料,谁能办签证,哪个供应商可以合作。 非洲本地合作常面对一条信任鸿沟:对方是长期经营者、短期掮客,还是骗局参与者,仅靠一张名片很难判断。酒店是否安全,施工队能否按期交付,供应商是否有现货,企业是否真有投标资格,都需要来自交易和关系的证据。 在国内,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搜索和平台解决。到了非洲,搜索结果突然变少。新来的人像落进信息孤岛:公开信息不足,价格难比较,服务真假难辨,只能在微信群里提问,再等待某个熟人转发联系方式。 他自己经历过失窃和受骗。坑并不只来自陌生的本地人,也可能来自同胞。熟人介绍看似提供信用,实际上常把风险藏进关系里:介绍人未必核验过服务,群聊记录也无法沉淀成长期评价。一次失败的合作结束后,下一个新来者仍会踩进同一个坑。 这条因果链最终变得清楚:公开信息不足,使资源依赖熟人;熟人网络缺乏验证,又抬高交易风险;风险越高,人们越不敢离开原有圈子,信息继续封闭。 华人通由此出现。它不做覆盖全球的泛平台,而是把服务对象收窄到在非洲生活、工作、创业和贸易的华人及中资企业。目标也很直接:把原本散落在微信群、个人通讯录和线下圈子里的服务,搬到可以检索、比较和追踪的平台上。 这套产品目前分成生活、商务、社区和交易四层。四层并非简单并列。生活服务负责让人落地,商务服务负责让企业开始经营,社区承接标准服务无法回答的问题,交易能力再把信息展示推进到在线成交。 乌干达不是最大市场,但适合做第一个样本 团队把路径概括为「乌干达验证、东非复制、非洲拓展」。选择乌干达,不是因为它覆盖面最大,而是因为团队已经在当地拥有实体业务、政策经验、商业资源和华人网络。 当地中资企业和从业者相对集中。按团队掌握的信息,仅在使馆备案的央企、国企施工单位就超过 60 家;华人规模接近十万。与肯尼亚、坦桑尼亚等沿海市场相比,乌干达的同类竞争相对温和,适合调整产品和测试收费。 乌干达同时处在东非共同体网络中,可以向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等周边国家延伸。但复制不等于把网站换一个国家名称。每个新市场仍需要当地实体、华人社群、供应商、政策知识和履约团队。 一座没有原住民的岛,先学会了做接口 矿从非洲挖出来,货从中国运进去,利润最后留在哪里?许多企业先想到香港、新加坡或迪拜。毛里求斯很少进入第一轮名单。有人甚至要先问:它算不算非洲? 毛里求斯位于马达加斯加以东,是印度洋岛国,也是非洲国家。它原本没有原住民。法国和英国先后占领这座岛,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带来劳工种植甘蔗,华人进入零售和配套服务,欧洲地主则长期控制土地和大企业。今天走在岛上,最常见的是印度裔面孔,华人、欧洲裔和从马达加斯加及非洲大陆迁来的人共同生活。 人口来源复杂,岛内却长期保持基本秩序。国家不大,但有甘蔗、旅游、制造和服务业,不是只挂一块离岸牌照的辖区。实体经济给金融服务留下一层底座,英联邦法律传统又给跨境业务提供了通用语言。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毛里求斯沿着新加坡的路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它无法靠国内市场养大金融业,只能把自己做成接口:一端连接印度、中国和其他资金来源地,一端连接非洲项目。疫情前,一些南部非洲华人会经毛里求斯回国。原因不复杂:航程比绕道海湾地区轻,停一天还能处理休息和旅行。会议当时也在等待香港直航恢复,但这件事尚未落地。 这座岛由此形成两种用途。小项目可以在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里试水,跨境企业则可以把控股、贸易、银行和税务居民身份放在同一处。毛里求斯的价值,也从这里与「低税小岛」分开。 公司注册只是壳,税务居民才是结构 在毛里求斯,面向境外经营的常见载体是 Global Business Corporation,简称 GBC。它可以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也可以用于控股和贸易。但注册证书只证明公司成立,不能自动证明公司已经取得某一年度的税务居民资格。 真正进入税收协定时,企业通常还要取得税务居民证明,也就是 Tax Residence Certificate,简称 TRC。毛里求斯税务局的现行申请流程要求 GBC 先取得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推荐,税务局仍可追加材料。这意味着 TRC 不是注册后的赠品,而是一项需要持续维护的资格。毛里求斯税务局 TRC 申请页面 资格背后是经营实质。董事会在哪里召开,关键决策在哪里形成,账簿由谁维护,是否有本地董事、人员、办公和支出,这些事实共同回答一个问题:这家公司是在毛里求斯经营,还是只把地址写在毛里求斯?毛里求斯金融服务委员会也将 GBC 界定为由当地居民公司开展、或计划开展境外业务的牌照体系。毛里求斯金融服务委员会:Global Business 这条分界正变得更重要。企业若长期把利润留在境外,又无法说明资金用途、经营计划和董事会决策,上层股东所在地可能追问控制权与纳税义务。BVI、开曼等非居民载体仍可用于交易,但当企业需要长期留存利润、扩张业务或应对受控外国企业规则时,单纯的注册文件很难撑住整套解释。 所以,中间层公司的第一项功能不是省税,而是建立身份。身份成立以后,税收协定、银行账户和再投资路径才有落点。 TRC 的两端,是股东和项目国 中间层公司夹在两套税制之间。上端是中国股东,下端是乌干达、加纳、津巴布韦等项目公司。两端都可能要求它证明自己是谁。 上端关心控制、利润留存和实际管理地。下端关心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能否按税收协定降低预提税。没有 TRC,毛里求斯公司即使持有项目公司股权,也未必能享受协定待遇。证明还要随年度和具体申请更新,不能用一张旧证书支撑多年分红。 非洲不少国家的股息预提税较高。按会议中的业务经验,未使用协定时,常见税负在 15% 至 20% 一带。对小项目,这笔钱可能暂时被其他成本掩盖;对矿山、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利润一旦开始分配,预提税会直接切走现金。 毛里求斯目前有一套覆盖非洲多国的税收协定网络。税务局现行清单列有 45 份协定,乌干达、加纳和津巴布韦均在生效名单内。毛里求斯税务局: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于是,企业会在投资前加一道计算:若中国公司直接持有项目公司,分红要交多少预提税;若由毛里求斯 GBC 持有,协定税率是多少;为维持 GBC、TRC 和本地实质,又要付出多少成本。只有节省额高于结构成本,中间层才有财务意义。 但协定文本只解决了第一半。另一半在项目国税务局手里。 转口贸易:货不落岛,利润要有落点 贸易是更常见的使用场景。中国出口商把货卖到非洲,可以由毛里求斯公司签约、收款和结算。货物不必先运到岛上,它可以从中国直接抵达非洲客户。 毛里求斯税务局把这类国际买卖纳入「出口货物」的定义:交易由毛里求斯公司完成,货物从原出口国直运目的地,不在毛里求斯落地。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所得适用 3%公司税率,而不是零税。毛里求斯税务局:公司税 这一点改变了结构的性质。香港和新加坡有成熟的银行与商业网络,但按会议中的简化口径,香港一般公司税率为 16.5%,新加坡为 17%,另有分级或减免政策。毛里求斯没有同等规模的生态,却用 3%的出口货物税率切入非洲贸易。当年度利润达到几十万美元甚至上百万美元,税差可能高于公司管理、本地董事和合规维护的费用。 钱留在公司账户里,并不等于风险已经消失。企业还要解释为什么不分红:是否准备增加库存,是否要寻找新供应商,是否计划进入第二个国家,是否留出项目保证金。战略规划、董事会决议、合同和人员安排需要相互吻合。当地实质不是租一个地址,而是让文件与动作说同一件事。 银行端也会影响选择。按长期经办经验,香港银行面对刚果(金)、几内亚等来源的款项时,审查可能较重。毛里求斯长期处理非洲业务,银行对区域交易路径更熟悉。一家公司放在岛上,既可能降低税负,也可能减少收付款时的解释成本。 因此,贸易结构的收益来自三件事同时成立:税率能用,银行能走,利润留存有商业理由。少一件,它就可能退回一只成本更高的壳。 矿业与能源:最便宜的一条路,可能拿不到钱 矿山投入大,回收期长,一旦盈利,分红金额也大。中间控股公司因此很早就进入项目结构。会议列举的公开案例中,中矿资源、盛新锂能等中国企业曾用毛里求斯公司承接非洲资产。它不是一项新发明,中国企业已经沿用多年。 但惯例不能代替逐案判断。一个为中国矿企供电的光伏企业,已在津巴布韦投入三个以上 IPP 项目,总额超过一千万美元。矿企是中国客户,电费回收相对可见;设备和国内融资也在自己手里。项目开始形成规模后,企业才遇到真正的问题:未来的股息经过哪里回到集团? 从纸面看,阿联酋与津巴布韦的协定路径可能给出更低税率。阿联酋自由区制度也允许符合条件的收入适用 0%,其他应税收入适用 9%,前提之一仍是足够的经营实质。阿联酋联邦税务局:自由区法人税指引 低税率却带来另一层暴露。项目国可以检查中间公司的设立目的、受益所有人和经营实质,也可以追问这层公司是否主要为了取得协定优惠。企业即使在迪拜租了办公室、配了人员、拿到当地税务文件,也无法仅凭这些动作约束津巴布韦税务机关的解释。 最后面对的,不是阿联酋怎样看这家公司,而是津巴布韦税务局怎样看它。 这也是纸面方案最容易漏掉的部分。咨询报告会比较税率、设立成本和协定条款,却很难提前写出某位经办人员将如何理解材料,审核要拖多久,企业又要付出多少沟通成本。省下的五个百分点只有进入账户,才是真实收益。 在非洲,Plan B 不是备忘录 既然企业已有多个项目,可以分别设置毛里求斯与阿联酋路径,等实际产生分红后,再看哪一边能稳定完成协定申请、银行结算和资金回流。 这不是为重复注册公司找理由。它来自二十年区域经验:法律文本提供边界,执行过程决定现金。单个大项目若把全部回流压在一条未经验证的路径上,一次解释差异就可能卡住整笔分红。两条路径会增加前期成本,却把制度风险从猜测变成测试。 毛里求斯的优势也因此变得具体。它未必给出最低的名义税率,但居民公司制度、协定网络、管理公司、银行和多年项目经验已经一起运行。政策多年少变,市场上也有一批中国企业用过。对矿业这类重资产项目,确定性常常比最低税率更值钱。 如果目的国与毛里求斯没有合适的协定,结构仍不必立刻作废。一个控股平台可以集中持有多个国家的子公司,统筹资金和后续收购;项目国已缴税款能否在毛里求斯抵免,则要按收入性质和具体规则核算。若企业只投一个国家,直接投资也可能更简单。中间层没有普遍答案,它只在下一步已经存在时才有价值。 ODI 结构:合理性要先写进方案 税务路径成立以后,还要穿过中国的境外投资程序。企业能否先设立毛里求斯公司,再由它投资坦桑尼亚、肯尼亚或其他非洲国家,关键不在“能不能多放一层”,而在这层公司的用途能否进入可研、审批和资金路径。 有一个例子。企业计划进入坦桑尼亚,先由律师团队制作可研和境外投资方案,再向当地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方案没有把毛里求斯写成一次性的税务节点,而是解释了业务阶段:第一期进入坦桑尼亚,第二期利用相近的农业资源,拓展到其他非洲国家。 审批通过后,资金先进入毛里求斯公司,再由该公司投资坦桑尼亚。等待时间不短,不同地区的办理效率也不同,但资金最终按原路径到位。中间层获得接受,并非因为毛里求斯三个字,而是因为区域扩张、资金管理和后续投资已经写进商业计划。 另一个案例来自青海盐湖体系。项目只投刚果(布),仍设置毛里求斯中间层。这里的理由更集中:项目国与毛里求斯的协定关系、分红安排和整体经济合理性共同支撑结构。一个面向多国扩张,一个面向单一大项目,两者都没有把税率单独拿出来当答案。 海外项目产生利润后,企业还可能用境外资金继续购买矿权或进入新国家。相比每次从国内重新出资,已有海外平台可在履行适用备案或审批后缩短路径。但每一次再投资仍要看行业、目的国、资金来源和中国现行监管要求,不能从一个案例推出统一流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家管理公司的工作像「管家」:注册公司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年度维护、董事会、TRC、银行审查、税收协定申请、风险监控和新项目文件。结构一旦承接真实资产,就必须连续运转。 毛里求斯卖的不是低税,是一段可解释的距离 毛里求斯相较香港、新加坡和迪拜,有什么优势? 香港和新加坡有更大的金融网络,迪拜可能给出更低的名义税负,毛里求斯则靠另一组条件进入企业名单:它是非洲辖区,有居民公司和 TRC,有覆盖多国的税收协定,有熟悉非洲款项的银行,也允许企业用较轻的本地组织维持经营实质。 这些条件把中国总部与非洲项目之间拉开一段距离。距离让利润可以留存,让多个子公司可以归集,也让下一次投资少走一遍起点。但距离同样制造审查:公司为何存在,谁在岛上作决定,低税是否只是交易目的,来源国是否接受文件。每一个便利,都对应一项需要长期维护的事实。 所以,毛里求斯不是答案本身。它是一套需要被项目国、中国股东、银行和税务机关反复检验的安排。 资源很近,加工却很远 加纳旧称「黄金海岸」,它已成为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已探明锰矿储量居全球前列,石油和天然气也有储备。农业端同样集中:加纳与科特迪瓦合计供应全球大部分可可,加纳的腰果和乳木果产量也排在前列。 资源丰富,本地加工却薄。加纳生产大量可可豆,本地加工率不到三成;可可豆运到欧美,经过研磨、配方、包装和品牌定价,再以巧克力回到消费市场。腰果的本地加工率按会议口径不到 6%。乳木果油进入高端化妆品供应链,加纳更多承担原料端。 价值链由此断成两截。土地和劳动力留在上游,利润集中在加工、渠道和品牌。中国企业若只去收原料,仍在旧链条里;若把分选、烘焙、榨取、包装或半成品制造放到当地,才可能截留中间利润。 这并不要求企业一开始就做巧克力或护肤品牌。生产制造与消费品牌是两套能力。更现实的路径是先做 B2B 深加工,把可可、腰果、乳木果和牛油果加工成品牌商或食品厂可以直接使用的原料,再出口到欧洲、美国或其他市场。企业先吃加工差价,再决定是否向终端移动。 矿产更直接。矿埋在地下,不依赖当地消费能力,资金和技术到位后便可开发。因此,大型企业进入加纳时,常先围绕黄金、锂矿和能源展开。普通创业者很难承担矿权、资本和政策门槛,制造业反而留下了更宽的入口。 为什么入口落在加纳 加纳是西非第二大经济体,官方语言是英语,政权交替在过去三十年间保持稳定。它背靠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特马港连接本国市场和周边国家。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设在首都阿克拉,加纳也借此靠近非洲一体化的制度中心。 区位把一个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放大成区域入口。货物经特马港进入,可沿公路向西到科特迪瓦,向东到多哥,再进入西非其他市场。在加纳设厂,企业看的通常不只是本国销量,还包括西非数亿人口,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安排逐步释放的跨境空间。 这套入口价值已经被长期使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把非洲校区设在加纳;欧美和亚洲企业也很早进入当地。稳定、安全、英语环境和港口共同降低了第一步的成本。 但入口不等于空白市场。加纳已有矿企、汽车厂、食品厂、日化厂和一批中国制造企业。后来者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条正在拥挤的价值链。 两条落地路径:从资源起步,从贸易转身 中国企业在加纳的路径大致分成两类。 第一类围绕资源和基础设施。山东黄金、紫金矿业等企业进入当地金矿项目;华友钴业进入锂资源开发。深能与中非发展基金在 2007 年合作设立安所固电力项目,此后持续运营近二十年。重资产项目先解决电力、矿权和产能,再通过长期经营收回投资。 第二类从贸易进入制造。重卡企业先把整车和零部件卖到西非,交易稳定后在当地设组装厂,逐步形成区域组装能力。森拓从钢铁、陶瓷切入,又投入炼油项目。三大集团从陶瓷等制造业务生长出日用消费品体系,旗下乐舒适以纸尿裤进入非洲家庭,按会议材料,其市场份额约六成,后来在香港上市。 两条路径的共同点不在行业,而在动作:先验证需求,再把生产环节向当地移动。前者用矿藏和电力锁定长期资产,后者用销售数据判断哪些工序值得搬过去。 外资企业走得更深。Newmont 自 2006 年起在加纳采金;大众、丰田、日产陆续设置汽车组装业务。达能收购本地酸奶企业,推出适合西非流通条件的常温产品;新加坡丰益系企业与日本食品企业建设饼干厂;联合利华扩建个护和口腔护理产线,雀巢追加婴儿谷物食品自动化生产线。 这些案例把市场边界向前推了一步:加纳不只承接矿山、钢铁和汽车,也能承接酸奶、饼干、纸尿裤和牙膏。重工业证明了项目可以落地,消费品证明了本地生产能够进入日常购买。 贸易没有消失,只是利润逼着工厂向前走 早期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常从贸易开始。中国供应链品类齐、成本低,摩托车、家电、3C、服装、五金和快消品运到当地,靠价差完成第一轮积累。 这条路的门槛低,复制也快。同行增加后,价格被压,关税和清关的不确定性继续侵蚀毛利。加纳政府又延续「一地区一工厂」的政策,希望把技术、就业和税收留在本国。贸易企业因而面对同一条算式:继续整机进口,要承担关税和价格战;改用 SKD、CKD 等方式在当地组装,可以降低部分进口成本,也更贴近政策方向。 家电和电子产品已经沿着这条路移动。电视、风扇、音箱等产品可以从国内采购零部件,在加纳完成组装。建材、包装、塑料制品、食品容器、纸箱、饮用水包装也适合本地生产,因为它们体积大、运输占比高,需求又跟着建设和消费持续发生。 机会仍要分层。钢材、水泥、陶瓷和彩钢瓦已有中资和外资玩家,第一批进入者已经拿走高利润阶段。后来者仍可进入,却要靠细分产品、成本或渠道取胜。相较之下,轻工制造、基础组装和农产品加工还留有较多空间。 医疗也是类似逻辑。当地医疗设备、药品和耗材依赖进口,直接建设完整制药体系门槛高,分装、耗材和部分设备组装更接近现实。新能源则多落在工商储能和微电网,但项目能否成立往往不取决于发电技术,而取决于谁付电费。联合国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或银行参与,回款才更可控;单靠地方政府信用,现金流风险更高。 房地产出现在同一条链上。经济增长带来住宅、仓储、工业和商业空间缺口,东非城市已有大量中国房地产企业,西非也在跟进。土地权属却是先决条件。没有清楚的产权,再大的住房缺口也无法变成可出售资产。 有需求的人,未必是能付款的人 以房产为例,加纳有大量居住条件较差的房屋,折叠式两室一厅可以在国内压缩进集装箱,运到当地后快速展开。从产品看,它解决施工慢和成本高;从市场看,购买者却不清楚。 当地富人会直接购买别墅,价格甚至可到二百万美元。他们不需要折叠房。普通工薪阶层住在类似城中村的出租房里,居住条件差,却没有足够现金承担一套进口住宅。产品落在两个人群之间:需要它的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不需要。 户用光伏已经留下同类教训。早期企业给西非家庭安装光伏和储能,再用分期付款回收成本。用电问题存在,设备也能安装,最后卡住的却是家庭持续付款能力。技术完成了交付,现金流没有完成。 「非洲缺什么」容易列出长名单。真正能做成生意的,是缺口、购买者和回款方式同时出现的那一项。 工资只有四分之一,产出未必更便宜 加纳劳动力成本按会议测算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房租也低于中国沿海城市。这个数字常被直接写进制造业方案,但它不能单独决定成本。 当地企业常用中国人担任核心管理层,本地员工进入中层和一线岗位。安保、保洁和基础维护也以本地人员为主。这种结构未必来自硬性比例,更多来自经济账:中国员工愿意长期去非洲的人少,薪酬、住房和轮休成本高;本地员工容易招聘,却要投入培训和管理。 按现场经验,某些岗位上三名本地员工的产出才接近一名中国员工。若工资是四分之一,人数变成三倍,人工优势会迅速收窄。再加入返工、停电、管理和物流,低工资可能无法转化为低成本。 这也是园区把人力培训放进核心服务的原因。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便宜的人」,而是能按标准持续完成工作的班组和中层。招聘解决数量,培训与管理决定产出。 从「遍地机会」走到「同业竞争」 在加纳,很多行业的竞争不是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加纳仍有制造缺口,但先发红利已经开始分层。钢铁、陶瓷、水泥、矿业和部分家电组装已有成熟玩家;消费品、农产品加工、医疗分装和细分轻工仍有空间。后来者不能再用「非洲没人做」支撑项目,只能回答更具体的问题:哪一环仍然昂贵,哪类客户仍未被服务,自己能否把供应链、渠道和本地运营接起来。 这也改写了外界对非洲市场的想象。市场并非静止的资源地,也不是把中国商品运过去就能收钱的终点。贸易带来第一批客户,关税和价格战迫使企业组装,组装需要园区,园区又必须补上水电、安全、人才、法律和销售。每向前一步,利润离产品更远,离组织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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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幼儿园简直是毒窝🤣那些读幼教的朋友,去幼儿园实习的第一个月无一幸免,必定感冒发烧至少一回
🙋♀️有没有可能蹲到一个分享系列,关于软件工程的一些理论基础如何帮助我们vibe coding
潘老师在这里提到的很多想法,其实都在日常发布的帖子里有所展现,这次是找了个机会,把这些小妙招集中聊了一下。如果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关注@诶潘老师你说 ~ 做opc有多爽 潘老师提到了passion和happiness,他说:「让你有passion的事不一定时刻能让你happy,但即使中间有痛苦的时候,你也愿意为之努力,这种可以称为passion。」我问潘老师,「那你做opc以来有遇到啥痛苦的时候吗?」潘老师好像很努力地想了两秒,然后跟我说没有🙂↔️ 过去四个月里,潘老师过着想几点睡就几点睡,起来后继续做的生活。个人项目没有多人协作和生产环境的历史包袱,可以从第一天起按 AI 的工作方式搭建。一个人同时开几个 Agent,让它们分别处理任务;自己只在需要判断时介入。竞争对手也从同行变成了自己——只要持续做十年、二十年,就能产生复利。 「一人」公司很爽,那就不要轻易找第二个人 在想做软件创业的时候,很多没有coding基础的朋友都会考虑,该找技术合伙人,还是自己学习。潘老师反对为了补短板找合伙人。一个阶段缺技术,两年后技术学会了,股份和关系仍在。创业每一阶段的短板都会变化,不能每出现一个缺口,就用一段可能持续十年的合伙关系去填。 技能可以学,执行很难外包。合伙人不是「一个懂产品的人加一个懂技术的人」,而是两个都能独立推进的人愿意长期一起工作。他们需要接近的兴趣、投入和速度,也要真正享受共同工作,这才是找合伙人的意义。 AI 又削弱了部分合伙需求。它凌晨两点仍会回应,不产生情绪内耗,也不会因为任务跨过职位边界而拒绝。软件没有餐厅那样的物理扩张,卖给一百人和一万人,边际交付成本接近不变。对低边际成本、低人工运营、可自动分发的这一类生意,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总有一款app能满足你的需求吧 现在已经上线的10个App,只是潘老师计划里的冰山一角。未来上线的app会覆盖大半个App Store,约10 个细分大类,接近120 个产品。大部分产品是功能完整、界面更好、一次买断的一美元定价产品。这个模型不依赖一款产品承担全部收入,而是让多个小入口共同工作。用户先买其中一款,再从同一开发者页面进入其他产品。 只做苹果生态,在成本结构上有个好处。如果跨 iOS 与 Android ,团队需要自建后端、账号、登录和数据同步,以连接两个原本分开的系统;但实际上同时使用两套生态的人并不多。从同行处得到的数据,小型 Android 工具的收入约为 iOS 的十分之一。对一美元产品来说,这部分收入无法覆盖额外复杂度。 苹果还替开发者提供了一层信任。一次性购买、隐私权限和数据收集情况都由商店展示并接受审核。网页和 Android 端若声称「不收集数据」,用户还要判断开发者是否可信;在 App Store 里,用户可以先把一部分判断交给苹果。 至于「智能硬件会让手机消失」,这并不是一个现阶段值得担心的问题。新技术的采用比发布速度慢。就拿AI来说,许多人至今仍只使用基础模型订阅,很少的人能持续用好高额度 Agent。即使新的终端形态会出现,App Store 仍有多年窗口;再说了,苹果会比任何独立开发者更先担忧入口消失,失去苹果税这个巨额收入来源。 先做后想 纠结一天,不如先把原型做出来。项目通常来自三处:自己正好需要一个工具;为了测试某项技术,找一个产品外壳;或者直接观察 App Store 排名、差评和订阅价格,寻找已有需求。 我觉得很妙的一点在于,技术的重复使用。App 可以出售,但它也在测试一块以后会反复使用的能力。模糊搜索做过一次,之后可以接入所有产品;本地模型、智能体接口、渲染和组件也会继续移动。后来的一款 App,可以站在前几款留下的代码上。 产品研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塞进制作过程。Agent 工作的几分钟里,潘老师在手机上试用同类产品,查看 App Store 的排名、评论和价格,再把评论交给 AI 归类。他也会找身边的人试用。设计不一定先进入 Figma,HTML 页面已经足够承载视觉判断。先有一个能运行的东西,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才会出现。 不是功能讲解,而是让人看见交付 讲功能不仅消耗的精力,也只对已经有需求的人有用。潘老师更愿意讲软件工程、AI 编程和制作过程。用户从这些内容里看到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人能否解决问题。 这也是 Build in Public 的作用。有人公开反馈 App 出错,开发者在一天内修复;围观者即使不用这款产品,也看见了他的速度。下一次遇到另一款产品,他们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创作者,数据出问题时也有人负责。 信任在这里不靠粉丝数,而靠能力、可靠和可追责。他把最好的销售压成一句话:「卖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并保证交付。」 如果总是要学的,那就从现在开始 每一轮技术变化都有人说「现在学已经晚了」,几年后回看,真正损失的是从未开始。假设技术全面爆发应用需要两年,在做了一年后,你已经能完成很多过去做不了的事,更何况能力在边学边做的过程中逐步增加。AI的好处是,减少了起步摩擦,当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直接问AI就好了:「我什么都不会,该从哪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