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牌刻板印象粉碎机

2026年9月4日，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一项由多哥牵头、非洲国家支持的决议，倡导世界逐步减少使用16世纪形成的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转向能够更准确表现各国和各大陆真实面积的平等地球投影（Equal Earth projection）。路透社称，这项倡议旨在反驳一种长期存在的空间认知，即非洲在世界中处于“边缘（peripheral）”。墨卡托投影会扩大靠近两极地区的面积：例如格陵兰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大小相近，但实际上非洲约为格陵兰的14倍。多哥外长罗贝尔·迪塞（Robert Dussey）因此表示：“一个公平的世界始于一张公平的地图（A fair world begins with a fair map）。” 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not legally binding），也“绝不质疑”墨卡托投影在海上和航空导航中的使用，因为它仍然完全适用于这些用途；倡议针对的主要是课堂、政府、国际组织以及科技平台中的一般世界地图。多哥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率先修改本国学校的地理教材，并将在未来六个月与非盟成员国及其他地区的支持者讨论如何扩大采用范围，相关讨论还将包括地图、全球定位系统（GPS）及其他基于位置的技术（location-based technologies）企业。 这场争论同时被明确置于殖民遗产（colonial-era legacies）的框架下。迪塞认为，墨卡托地图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是殖民化的后果，但强调这并非对欧洲或任何其他文明的攻击。此前非盟官员也向路透社表示，墨卡托投影制造了非洲“边缘化（marginal）”的错误印象，而这种空间表征会进一步影响媒体、教育和政策。非盟因此支持“纠正地图（Correct The Map）”运动，并将其与“重新夺回非洲在全球舞台上应有的位置（reclaiming Africa’s rightful place on the global stage）”联系起来。此次联合国决议，可以说是这一制图表征议题从倡议运动进入国际制度层面的重要一步。 源自路透社9月4日原报道⁠

今天在新加坡一家商场里，看到了一台很有意思的手机自动贴膜机器。消费者只需要选择自己的手机型号，把手机放进去，机器就能自动完成旧膜处理和新膜贴合，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不同手机型号价格不同，大约在15新币左右。 这其实是新加坡“无人零售”正在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新加坡人工、租金和整体运营成本都比较高，越来越多商家开始尝试用机器替代部分人工服务。除了无人贴膜机，市场上还能看到无人咖啡机、iJooz等自动鲜榨橙汁机、无人鲜花机，以及各种娃娃机等。 其中，无人鲜花机尤其有意思。机器采用比较新颖的展示设计，里面分成九个独立格子，每个格子放置不同的鲜花，消费者可以直接选择、付款并取花，不需要店员长期驻守。它既解决了人工成本，也可以突破传统花店对营业时间和店面面积的限制。 从这个角度看，无人零售并不只是一个“省人工”的概念，更是新加坡高成本商业环境下的一种创新解决方案。当人工越来越贵、租金越来越高，如何让一个小生意用更少的人、更小的空间实现持续经营，就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商业命题。 所以，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台15新币左右的贴膜机，但它背后折射的，却是新加坡正在出现的一种新商业机会：机器正在替代部分人工，而高成本市场，反而正在推动无人零售加速发展。

今天，有幸见到了华侨中学校董、陈嘉庚基金会成员@Jack 王迎阳先生。他带着我围绕华侨中学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这所学校走过的百年历史。以前对华侨中学更多是停留在“名校”的概念，但真正走进校园、听一个长期参与学校发展的校董讲起这段历史，感受完全不一样。学校的一砖一瓦背后，其实都有一段关于华侨、教育、社会责任以及一代人对下一代期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后来聊到的，并不只是学校如何培养学生，而是一个父亲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 从陈嘉庚到华侨中学：一所学校背后的百年教育理想 华侨中学的创办，与陈嘉庚先生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1919年，在陈嘉庚先生等华侨先贤的推动下，华侨中学正式创办，这里原来是陈嘉庚家族的橡胶园。当时的新加坡华侨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很多华侨深知，一个社会真正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不只是经济和商业，更重要的是教育。创办学校，就是希望让下一代能够接受系统教育，同时保留文化根基，也能够拥有面向未来的能力。百年之后，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教育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究竟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也是今天我和Jack交流时不断谈到的问题。 一所学校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培养高分学生 在今天的教育环境里，大家很容易把“优秀”简单理解成成绩好、学校好、学历高。尤其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孩子的成绩往往成为父母判断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但Jack作为校董，他对教育的理解并不只是“如何让孩子考得更好”。他更关注的是，一个孩子离开学校之后，能不能独立面对这个世界，能不能拥有自己的判断，能不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学校当然要传授知识，但知识最终应该成为孩子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的工具，而不是变成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 “分数是你自己的，爸爸不会因为分数减少对你的爱” 聊到自己的孩子时，Jack分享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会告诉孩子：“分数是你自己的，爸爸不会因为你的分数多少而增减对你的爱。”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从小都会把成绩和父母的情绪联系起来，考得好，家里开心；考得不好，自己也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但在Jack看来，成绩是孩子学习阶段的一个结果，它属于孩子自己，需要自己承担，也需要自己不断努力改善。但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应该成为成绩的奖品。无论考得好还是不好，孩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其价值不应该被一张成绩单定义。 第一：我不是上帝，我要培养一个独立的人格 Jack谈到如何做好一个父亲时，第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我不是上帝，我要培养一个独立的人格。”很多父母其实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少走弯路，于是会不断告诉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应该读什么专业、应该从事什么工作，甚至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计好的路线成长。但问题是，父母的人生经验只能代表过去，而孩子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未来。真正好的父母，不应该试图控制孩子的人生，而应该帮助孩子逐渐建立自己的判断能力。父母可以给建议，可以分享经验，但最终要让孩子学会自己做决定、自己承担结果。 独立思维，比标准答案更加重要 Jack特别强调，他希望孩子能够拥有独立思维。我觉得这一点放在今天尤其重要。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大量知识来获得竞争优势，但今天的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AI也正在快速改变知识获取和工作的方式。未来真正稀缺的，也许不是知道多少标准答案，而是能不能提出问题、判断信息、形成自己的观点。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只是习惯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社会的声音，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那么即使成绩很好，也未必能够真正面对复杂的世界。所以教育最终应该帮助孩子从“别人告诉我答案”，慢慢走向“我能够自己找到答案”。 第二：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无条件的爱 Jack谈到第二点时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无条件的爱。我理解这种“无条件”，并不是说父母不管孩子，也不是说孩子做什么都可以，而是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失败、一次选择错误或者一次人生挫折而消失。孩子只有拥有这种稳定的安全感，才敢于尝试、敢于犯错，也敢于面对失败。如果一个孩子始终担心“如果我失败了，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那么他可能会越来越害怕冒险，也越来越在意别人评价。父母真正能够给孩子的底气，是让他知道：失败没有关系，家永远是可以重新出发的地方。 爱不是替孩子解决问题，而是让孩子有勇气面对问题 很多父母表达爱的方式，是尽可能替孩子解决所有问题。孩子遇到困难，父母马上介入；孩子做错选择，父母马上纠正；孩子受到委屈，父母马上保护。但从成长的角度来看，父母不可能永远站在孩子前面。真正的爱，可能不是帮孩子把所有困难挡掉，而是在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告诉他：“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我在你身后。”这其实也是Jack所说的培养独立人格。父母给孩子的是安全感，而不是控制感；是支持，而不是替代。最终孩子需要拥有的，是自己面对世界的能力。 第三：我要为这个世界培养一个优秀的人 Jack还有一个观点让我很认同：作为父亲，他希望自己最终培养出来的，不只是一个“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有价值的人”。这两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成功可以通过收入、职位、学历、社会地位来衡量，但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很难用这些数字衡量。一个人拥有很好的能力，却只考虑自己，未必真正优秀；而一个人即使取得很高的成就，同时仍然愿意帮助别人、承担责任、对社会保持善意，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尊重。教育的终点，不应该只是让孩子赢过别人，而应该让孩子拥有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得更好的能力。 他希望孩子拥有三个关键词：独立、快乐、善良 如果把Jack对孩子的期待浓缩起来，其实就是三个非常简单的词：独立思维、快乐、善良。独立思维，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的判断，不盲从、不依赖别人替自己决定人生；快乐，是希望孩子不要因为成绩、排名和别人的评价，而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善良，则是希望孩子在拥有能力、获得成功之后，依然能够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这三个词看起来很普通，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尤其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父母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太希望孩子“成功”，而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要教育孩子。 我们到底在培养一个怎样的孩子？ 走在华侨中学的校园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百年前，陈嘉庚先生他们创办学校的时候，也许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他们依然在思考下一代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多的信息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却可能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把“优秀”变成分数、学历和竞争力？而Jack今天分享的教育理念，恰恰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孩子最终要面对的不是一场考试，而是漫长的人生。父母真正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准备好面对人生。 父母不是上帝，而是孩子人生中的同行者 我很喜欢Jack说的那句话：“我不是上帝。”这句话其实非常谦逊，也非常有力量。父母无法预测孩子未来会遇到什么，也无法替孩子做完所有决定，更不可能替孩子承担整个人生。但父母可以给孩子爱，可以给孩子方向，可以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陪伴他，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教育的最高境界，也许不是把孩子塑造成父母想要的样子，而是帮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内心快乐的人，一个愿意善待他人的人——也许这才是我们能够送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答案”。 而这，或许也是我今天围绕华侨中学走这一圈，除了百年校史之外，最大的收获。

三年前，我在一场商业与慈善论坛上第一次遇见@James Ong翁家良 博士，很谦虚客气的印象，当时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就散开了，再一次相遇便是三年后的昨天，我提前一周预约了翁博士的时间，也是因为他要去深圳出差的缘故，刚刚回到新加坡就腾出时间见面，地点选在Raffles Place的茶姬。 一个小时的沟通我们聊了Ai、教育、创业、出海、WAIC等一系列热点话题，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和鼓励。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翁家良（James Ong）的职业生涯，那就是：始终站在技术浪潮前沿，却始终把目光放在人身上。 从科研到产业，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到人工智能治理，James 已经在中国、美国、欧洲和东盟深耕四十余年。 他既是新加坡AIII人工智能国际研究院创始人、院长，也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国际顾问，同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大学全球人工智能网络专家、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特聘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创业导师。 在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他关注的不只是“AI 能做什么”，而是“AI 应该成为什么”。 过去几年，当全球都在讨论大模型、Agent、自动驾驶和AI商业化时，James 更关心另一个问题：如果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人类应该如何确保它始终服务于人类？ 正因如此，他长期倡导“AI for Humanity（人本人工智能）”理念”希望把技术创新、商业化发展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让人工智能不仅创造商业价值，也能够创造长期的社会价值。他甚至提出，希望未来能够将“人本人工智能”推动成为联合国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让更多国家和企业围绕这一共同价值形成共识。 在他看来，AI的发展不能只有技术这一根支柱，还必须同时具备治理和商业化两大支柱。只有三者保持动态平衡，技术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新的风险来源。 James 认为，大模型未来会越来越普及，真正决定一家企业长期竞争力的，不只是算法能力，而是是否能够建立可信、安全、可持续的 AI 应用体系。对于企业来说，负责任的 AI 并不是增加成本，而是未来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人机共生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未来几十年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来，James 一直在全球不同国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标准、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建设。而他对于人工智能的系统思考，也最终汇集成新书《人本人工智能（AI for Humanity）》。 这本书围绕治理、技术、商业化三大支柱展开，探讨从生成式 AI 到智能体、从企业应用到全球治理，如何建立真正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为企业管理者、创业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注 AI 未来的人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 8 月 8 日下午，James 将在新加坡 BeyondX Living Lab 举办《人本人工智能 AI for Humanity》新书发布会。 活动将围绕未来智能、人机共生、AI治理、企业创新等话题展开，与来自产业界、学术界及创业生态的嘉宾共同探讨：在智能革命加速到来的今天，我们如何让 AI 更好地服务人类福祉，而不是被技术所裹挟。 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 AI 能否超越人类，而是在 AI 不断进化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坚持以人为本的初心。

前几天看到 SmallWOD 用户 @Brui 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他这几年在越南做辣味零食的一些观察。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越南，辣味食品很容易形成爆款，甚至一些品牌的辣味产品能够冲到品类前列；而在泰国，辣味又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跨品牌、跨产品形态的能力。看完以后，我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自己在新加坡生活了几年，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一个变化：新加坡人的“辣味觉”，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当然，我并不是说新加坡人以前不吃辣。恰恰相反，如果你真正生活在新加坡，会发现这里从来不缺辣味。叁巴、叻沙、咖喱、辣椒螃蟹，包括各种本地小吃，本身就有非常成熟的辣味体系。新加坡又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马来、印度、娘惹以及不同华人方言群体，都给这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味觉记忆。所以我想说的并不是“新加坡人突然开始吃辣了”，而是辣在新加坡消费者饮食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一、以前的新加坡华人口味，更接近“清鲜、鲜甜和食材本身” 如果从新加坡华人的传统饮食结构来看，我一直觉得这里的主流华人口味，在过去相对更接近中国南方的一些饮食习惯。福建、广东、潮州、海南、客家等华人群体长期生活在这里，也在本地形成了非常深的饮食影响。很多传统菜讲究的是汤水、鲜味、咸鲜、清甜以及食材本身的味道，烹饪方式也经常是蒸、煮、炖、卤，而不是单纯依靠非常强烈的辣味去刺激味蕾。所以过去如果你问我新加坡华人的饮食习惯，我会觉得它整体上更偏向一种“舒服、平衡、鲜”的味觉体系。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特别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比较清淡”并不等于“不能吃辣”。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多元饮食社会，本地消费者一直都有接触辣味的机会，只不过过去很多时候，辣更像是整个菜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道菜的核心体验。比如叁巴是辣的，咖喱是辣的，叻沙也可以很辣，但消费者通常不会像今天吃麻辣香锅、麻辣烫那样，专门去选择“我要多辣”“我要加麻”“我要挑战重辣”。所以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新加坡突然有了辣味，而是消费者开始主动选择辣、主动体验辣，并且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辣。 二、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地方菜把“辣”带进了更多人的日常 我自己感觉特别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中国餐饮品牌和地方菜系越来越多地进入新加坡之后，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辣”，一下子丰富了很多。以前大家对于中国菜的理解，可能更多集中在粤菜、火锅、点心、北方面食等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品类，但现在川菜、湘菜、江西菜以及各种融合菜越来越多，消费者接触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味觉体系。尤其是麻辣香锅、麻辣烫、川味火锅这些品类进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之后，“辣”开始从一个配角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单独讨论和选择的东西。 这里面我认为麻辣香锅和麻辣烫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两个品类其实不仅仅是在卖“辣”，而是在训练消费者的味觉选择。以前消费者可能只是接受厨师已经调好的口味，但现在去吃麻辣烫或者麻辣香锅，可以自己选择食材，也可以选择微辣、中辣、重辣，甚至要求增加花椒和麻感。消费者在一次次尝试的过程中，会逐渐发现原来辣也不是只有一种辣。它可以是辣椒带来的刺激，也可以是花椒带来的麻，还可以和香、酸、鲜、油等不同味道组合起来。这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者的味觉边界。 三、我觉得新加坡正在经历的，不只是“越来越能吃辣”，而是“越来越懂辣” 如果把这个变化拆开来看，我觉得新加坡消费者对于辣味的认知，大概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问：“这个东西辣不辣？”后来开始变成：“我可以接受多辣？”再往后，可能就会变成：“我喜欢的是哪一种辣？”这个变化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消费者不再只是简单接受一个刺激，而是开始形成自己的味觉偏好。有人喜欢直接的辣，有人喜欢麻辣，有人喜欢酸辣，也有人喜欢香辣、咸辣或者带一点甜味的辣。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市场的辣味正在从“辣度”走向“味型”。这其实和咖啡市场、精酿啤酒、葡萄酒等消费市场的发展有一点类似。刚开始的时候，消费者只知道“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当市场上产品越来越丰富之后，消费者才会慢慢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于辣味来说也是一样，消费者一旦开始能够区分“辣”和“麻”，能够理解不同辣椒、不同香料带来的差异，甚至开始主动寻找自己喜欢的味型，那么辣味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调味方式，而开始变成一种可以被消费、被讨论、被传播的体验。 四、麻辣香锅为什么值得特别关注？ 我觉得麻辣香锅在新加坡的意义，其实可能比“一个中国餐饮品类卖得不错”更值得研究。因为它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一个原本比较陌生的中国地方味道，变成了一种消费者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参与、也很容易分享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可以自己选择肉类、海鲜、蔬菜、豆制品、菌菇、面食等不同食材，再决定自己到底要吃多辣、要不要麻、要不要更重口味。这样一来，消费者就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陌生味道，而是在主动参与产品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非常强的社交属性。几个人坐在一起点一锅麻辣香锅，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一起分享，这和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其实非常契合。而且麻辣香锅的视觉表现也非常强，红油、辣椒、花椒以及大量不同食材混合在一起，本身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内容感”。所以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可能并不只是“辣”，而是把辣度选择、食材选择、视觉体验和社交分享组合到了一起，让消费者在吃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对于这种味觉的熟悉度。 五、但中国品牌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辣”直接搬到新加坡 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发现新加坡消费者越来越接受辣，就简单地认为“中国的辣味产品拿过来就能卖”。因为中国和新加坡对于“辣”的理解其实完全不同。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对于辣的理解都不一样，湖南的鲜辣、四川的麻辣、江西的重辣，本身就不是一个味觉体系。而新加坡本身又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市场，这里的消费者对于辣味的长期记忆，更多来自叁巴、咖喱、叻沙、辣椒螃蟹等本地和东南亚饮食。 所以对于中国品牌来说，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新加坡人爱不爱辣”，而是：消费者原来的辣味记忆是什么？你的产品能不能和这种记忆建立连接？如果只是告诉消费者“我们的产品特别辣”，其实这个卖点并没有那么强，因为本地市场本身就存在很多辣味食品。相反，如果中国品牌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形态，去承载一些消费者熟悉的味道，比如海鲜辣、酸辣、咸蛋黄辣、叁巴辣，再加入中国产品特有的麻、香、脆、嚼感，那么消费者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会更容易产生一种“这个味道我好像熟悉，但这个产品又很新”的感觉。 六、中国零食进入新加坡，可以重新思考“辣”的组合方式 如果把这个观察进一步延伸到零食市场，我反而觉得这里存在不少值得测试的机会。以前中国零食出海，比较常见的思路是把国内已经验证过的爆款直接复制到海外，然后把包装、语言、渠道做本地化。但今天消费者已经越来越成熟，单纯“把国内爆款搬出去”的效率可能会越来越低。尤其是辣味产品，本地市场本身就有成熟的辣味消费习惯，所以中国品牌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怎么做得更辣”，而是怎么做出一个消费者既熟悉、又觉得新鲜的辣。 比如，中国品牌可以尝试把辣和咸蛋黄、海鲜、烧烤、酸味等新加坡消费者比较熟悉的味道结合起来，再利用中国零食在产品形态和口感上的优势，做出一些更有差异化的产品。像魔芋、面制品、豆制品、膨化食品、脆片等，本身都可以成为辣味的载体。甚至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尝试米制、烘焙、非油炸等更轻一点的形态，把“辣”从传统的重油重口味里面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这可能比单纯追求辣度更有机会。 七、出海做消费品，不能只研究“当地人喜欢什么” 这几年做东南亚市场，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一个问题：我们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经常喜欢问一句，“当地消费者喜欢什么？”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它其实只是一个静态答案。因为消费者今天喜欢什么，并不代表他明年还只喜欢这些东西。尤其是在东南亚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年轻、文化高度融合、外来品牌不断进入的市场里，消费者的喜好其实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现在反而更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当地消费者正在学会喜欢什么？”这两句话听起来差不多，但背后的商业意义完全不一样。前者是在寻找已经存在的需求，后者是在寻找正在形成的需求。比如新加坡消费者过去可能对非常强烈的麻辣味接受度有限，但随着麻辣烫、麻辣香锅、川菜、湘菜等越来越普及，消费者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然后慢慢提高自己的接受边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机会。 八、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南亚其实可以画一张“辣味地图” 这也是我看完 Brui 关于越南、泰国和印尼辣味市场的观察之后，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同样是东南亚国家，“辣”其实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泰国的辣往往和酸、甜、鲜、香料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常完整的料理感；越南的辣味零食可能更容易和年轻消费者的童年记忆、新鲜感以及社交传播结合；印尼的辣则已经深深嵌入日常饮食系统，Sambal、Balado、甜辣味都有非常成熟的本土品牌和消费习惯。 而新加坡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多文化、多饮食体系叠加的市场，既有传统华人饮食留下来的清鲜、鲜甜和汤水，也有马来、印度、娘惹等文化带来的成熟辣味体系，同时近几年又不断受到中国地方菜的影响。所以新加坡的机会可能并不是“教育一个完全不会吃辣的人”，而是在一个已经有辣味基础的市场里，继续拓宽消费者对辣的理解。 九、对于中国出海品牌来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如果一个中国消费品牌准备进入东南亚，我觉得未来可能不能只问“当地人吃不吃辣”，而应该进一步问几个问题：他们过去是怎么吃辣的？他们现在正在怎么吃辣？年轻消费者和传统消费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喜欢的是辣度本身，还是辣加麻、辣加酸、辣加香的组合？他们对于辣的接受，是来自日常饮食、零食，还是社交挑战？这些问题，可能比简单做一份“消费者口味偏好调查”更加有价值。 因为真正的本地化，并不是把包装翻译成当地语言，也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产品做成“当地口味”。真正的本地化，是你能够理解消费者原来的味觉记忆，然后找到一个新的产品，去连接他的过去和未来。消费者觉得熟悉，是因为你理解他的文化；消费者觉得新鲜，是因为你又带来了新的产品体验。这两点如果能够同时做到，品牌才真正有机会在海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位置。 十、我现在反而越来越相信：出海机会藏在“消费者正在发生的变化”里面 以前我们判断一个市场，习惯看人口、GDP、消费力、渠道、竞争品牌，然后问这个市场有没有机会。但做得越久，我越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消费者的偏好到底正在往哪里走。因为一个市场今天已经很成熟的东西，竞争往往也非常激烈；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一些刚刚开始发生、还没有被完全定义的变化。 新加坡的“辣味觉”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它不是说新加坡人突然从“不吃辣”变成了“特别能吃辣”，而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味觉范围正在变宽。过去可能习惯清鲜、鲜甜、汤水，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麻、辣、香、酸等更加复杂、更加强烈的味觉组合。这个变化对于餐饮是机会，对于零食是机会，对于调味品、预制食品甚至饮料，也可能是机会。 所以如果今天让我重新看新加坡的辣味市场，我不会简单地问：“新加坡人吃不吃辣？”我更想问的是：“新加坡消费者下一种愿意接受的辣，会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只差几个字，但背后的商业逻辑完全不同。 前者是在研究现在。 后者是在寻找未来。 而这可能也是我们做出海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要只研究消费者今天喜欢什么，更要去观察消费者正在慢慢学会喜欢什么。 S我一直希望做的，也不仅仅是告诉大家哪个国家好、哪个品类能卖，而是把这些正在发生的细微变化记录下来。因为很多真正的出海机会，并不是藏在那些已经被所有人验证过的答案里，而是藏在消费者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的地方。 从 Brui 在越南看到的辣味零食，到泰国辣味跨品牌、跨品类的能力，再到我自己在新加坡感受到的“辣味觉迁移”，我觉得东南亚消费市场真正值得研究的，不只是“他们喜欢什么”，而是“他们正在学会喜欢什么”。这可能才是下一轮中国消费品牌出海真正值得寻找的机会。

介绍一位挺有意思的朋友@Jack ，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几个标签：花旗银行、华尔街基金、首席投资官（CIO）、CFA、CA……这些经历听起来就很“金融精英”。 我原本以为，这样背景的人聊天，应该会一直聊市场、聊股票、聊最近什么板块最值得投资，结果完全不是，我们坐下来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几乎没有推荐过一只股票，也没有讨论短期行情，而是一直在聊另外一件事情——怎么看世界，怎么看商业，怎么看未来。 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真正优秀的投资，不是每天猜市场涨跌，而是理解一家企业为什么能够一直创造价值。”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研究的不是股票，而是整个经济系统。 很多人提到投资，第一反应就是买什么股票、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卖掉，但Jack完全不是这个思路。他说，股票只是最后的结果，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企业、行业、经济周期，以及这些东西之间是怎么互相影响的。 举个例子，他讲到银行的时候，并没有先分析哪一家银行更值得买，而是先跟我聊银行为什么会出问题。他说，很多人把银行看成一个行业，但在他眼里，银行更像整个金融体系的“心脏”。 一家银行真正倒下，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亏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流动性出了问题，市场信心开始瓦解，最后形成连锁反应。 像前几年的硅谷银行事件（SVB），很多人觉得是突发事件，但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其实早就有很多风险信号已经开始出现，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 听他讲这些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专业投资人每天都在盯着各种经济数据，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今天股价涨了几个点，而是整个经济系统是不是开始发生变化。 后来，我们的话题慢慢聊到了人工智能，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很关注的方向。AI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价值投资是不是已经过时了？以后是不是只要研究AI公司就够了？ Jack听完笑了一下，他说，其实很多人把这个问题问反了，AI改变的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投资本身。以前，一个分析师为了研究一家公司，可能要花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去翻几百页年报，整理财务数据，搭模型，看行业报告，还要找各种新闻、公告、电话会议纪要，现在这些事情，AI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无论是整理数据、分析财务、建立估值模型，还是比较同行公司，AI的效率都远远超过人，所以未来，研究企业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高效，但他说，效率和判断，从来不是一回事，他给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可以让AI告诉你，一家公司过去十年的营收、利润、现金流变化，也可以让AI预测未来几年的增长。 但是，你问AI一句：“这家公司十年以后还有竞争力吗？”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够真正回答，因为真正决定一家企业未来的，不只是数据，还有管理层是不是值得信任，企业文化是不是健康，商业模式有没有护城河，竞争优势是不是能够持续，行业未来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要靠人的判断。 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AI负责计算，人负责判断。”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投资行业最大的变化。Jack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他说，以前大家拼的是信息，谁拿到的信息更快，谁就有优势，但是AI时代以后，信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大家都能用同样的大模型，都能查到差不多的数据，也都能很快完成分析，真正开始拉开差距的，是认知。 谁提出的问题更好，谁理解商业更深，谁能够透过数据看到背后的逻辑，谁才有可能长期跑赢市场，所以未来真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思考能力，这一点，其实不仅适用于投资，对创业、对企业管理，甚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聊到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价值投资，Jack说，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的机会，同时也一定会伴随着泡沫，互联网是这样，新能源是这样，现在人工智能也一样。 市场越疯狂的时候，越需要冷静。因为真正优秀的企业，当然值得更高的估值，但再好的企业，也一定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价值投资真正坚持的，并不是反对科技，而是始终相信一件事情，企业真正的价值，最终还是来自持续创造现金流、持续创造客户价值，以及持续创造股东回报。技术会不断变化，但商业的底层逻辑不会变，和Jack聊天最大的感受，是他几乎不预测市场。 他更喜欢研究经济周期、商业模式、企业竞争力，以及这些东西背后的规律，也许，这就是经历过几轮经济周期的人和普通投资者最大的区别。 很多人每天都在问：“下一只牛股在哪里？”而他更关心的是：“未来十年，什么样的企业还能持续创造价值？”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说，未来不会是AI取代投资人，而是会使用AI的人，逐渐超越不会使用AI的人。AI会越来越聪明，但真正决定投资结果的，依然是人的认知、判断和耐心。 这大概也是我这次和Jack交流之后，最大的收获。出海100人，记录的不只是出海创业者，也希望记录那些正在用自己的专业和思考，重新理解这个时代的人。 Jack Wang，就是其中一位。

三周前的出海峰会转瞬即逝，在非洲创业做电商的嘉宾杨涛让我印象深刻，他从0开始建立了非洲电商平台Kilimall，分享风格幽默且实在，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他讲把仓库钥匙交给非洲当地人的片段，引得全场人深思，我也有幸向杨涛先生请教这个“交钥匙工程”背后的故事。 很多第一次去非洲的创业者都会问：“当地员工靠谱吗？”“仓库敢不敢交给非洲人管理？”“现金、货物、钥匙谁来保管？”在新加坡，我与非洲版淘宝——Kilimall创始人杨涛进行了一次深度交流。杨总分享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Kilimall如何一步步把仓库的钥匙，真正交到非洲员工手中。 而这背后，不仅仅是一套管理制度，更是一整套关于信任、筛选和长期主义的组织哲学。 一、从“儒释道”看非洲管理 杨涛认为，企业在海外做本地化，首先不是管理工具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Kilimall要求所有高管必须与一线员工和基层管理者保持深度沟通。 企业不仅仅是发工资，更重要的是让员工看到公司的未来，只有当员工相信自己是在和企业共同成长，而不是打一份短工，他们才愿意长期投入。 杨涛提到，与很多中国员工相比，非洲员工对于稳定性的需求其实更高。中国员工流动速度快，机会也更多；而许多非洲员工一旦认定一家企业值得追随，他们往往会非常专注，并愿意长期坚守。前提是企业必须先给予他们尊重、成长空间以及长期发展的希望。 二、谁有资格拿到仓库钥匙？ 真正让我震撼的，是Kilimall对核心管理者的筛选机制，在Kilimall，要成为核心仓储管理者，首先必须满足严格的资格要求，比如在公司连续服务满五年以上且绩效考核达标，有良好的社会信用等标准要求。 当这些条件全部满足后，公司才会授予其“资格认证”，获得资格认证的员工，每个月都会额外获得一笔资格津贴。这不仅意味着收入提升，更代表着一种身份认同——公司认可你是一名长期、可信赖的人。如果最终被选中成为“仓库交钥匙工程”的负责人，还会额外获得一笔“忠诚奖金”。在当地社会，这种荣誉感甚至比奖金本身更加重要。 信任不是一次性交付，而是逐步建立，当然，信任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最开始的时候，Kilimall采取的是“双钥匙制度”，两个人共同持有钥匙，不同时间段分别管理；同时，公司还会定期轮换钥匙管理职责，并通过流程和制度进行交叉监督。 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再逐渐增加授权。杨涛说，真正有效的管理，不是永远不相信员工，而是通过制度，让值得信任的人不断获得更多信任。这套机制极大降低了风险，也帮助企业培养出一批真正忠诚的本地管理者。 一个岗位，改变一个家族，目前，Kilimall优秀仓库管理者的月收入最高可达到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对于很多非洲国家来说，这已经属于非常高的收入水平。在当地，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收入的提升，更意味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改变。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派驻一名中高层管理者到海外，动辄需要几十万元甚至更高的人力成本，培养本地管理团队，不仅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建立起企业与当地社会之间的连接。 从中国公司，到非洲本土品牌 如今，Kilimall在非洲拥有500多名正式员工，如果加上第三方物流网络、配送体系以及自主创业的合作伙伴，整个生态体系已经带动超过一万人就业。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非洲消费者，把它当成一个真正属于非洲自己的品牌。Kilimall这个名字，也源自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杨涛希望，这家公司能够像这座山一样，扎根非洲，成为非洲商业生态的一部分。而今天看来，他们正在做到这一点。 离开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总想着如何管理当地人，但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真正相信当地人，并建立一套让信任能够持续生长的制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企业全球化最核心的能力。

如果说地缘重构讨论的是企业的外部环境，那么这一场讨论关注的则是：企业内部到底应该如何改变。 也是整个论坛现场讨论最热烈、互动最多的一场圆桌，主持人开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AI最大的价值到底是降本增效，还是重构组织？ 几乎所有嘉宾都认为：很多企业对AI最大的误解，就是把AI理解成一个更高级的软件工具。事实上，AI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是提高几个点效率那么简单。 第一阶段：AI替代的是任务，而不是岗位 一位AI创业公司创始人分享：过去一年很多企业老板最喜欢问的问题是：AI会不会替代员工？但真正发生的事情，AI首先替代的是： 数据整理； 报告撰写； 会议纪要； 客服回复； 市场调研； 基础分析。 这些重复性、标准化工作正在快速自动化，但岗位并不会立即消失，因为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完成结果。于是很多岗位开始出现变化，过去一个团队需要10个人，未来可能只需要： 2个专家； 3个AI Agent； 1个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成为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 这一部分是现场讨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一位嘉宾直接提出：AI最先替代的可能不是基层员工，而是中层管理者，因为传统中层管理的大量工作包括： 汇总信息； 制作汇报； 会议协调； 工作跟进； 流程审批。 而这些工作恰恰是AI最擅长的部分，因此未来企业组织可能出现： 更少层级； 更快决策； 更高人效。 一位企业创始人分享了自己公司的案例，过去： 部门负责人每天需要花大量时间： 写周报； 看日报； 汇总数据。 现在这些工作全部由AI自动完成，管理层每天早晨打开系统，就能直接看到： 销售异常； 客户流失风险； 库存变化； 团队效率数据。 因此管理者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从收集信息，变成解释信息和做决策。 AI时代真正稀缺的是判断力 讨论过程中，一位投资人提出，未来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不再是知识，因为知识获取成本正在无限趋近于零，真正昂贵的是： 判断； 经验； 审美； 创造力； 领导力。 他说了一句话让现场很多人印象深刻：AI可以给你100个答案，但无法告诉你应该承担哪个答案带来的责任，这仍然是企业家的工作。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从人数变成人效 过去创业公司融资时，经常会强调： 员工数量； 团队规模； 办公面积。 但未来投资人可能更关注，每一个员工能够创造多少价值，现场有嘉宾预测未来十年会出现越来越多： 十个人做到过去一百个人规模； 一百个人做到过去一千个人规模； 的新型组织。 激励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最后讨论落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AI让越来越多工作自动化，那么企业应该如何激励员工？ 一位连续创业者提出：未来员工最需要的可能不再是： 打卡； KPI； 流程管理。 而是： 更大的自主权； 更高的创造空间； 更明确的成长路径。 未来优秀企业管理模式可能会从管理员工逐渐变成管理人和AI共同组成的混合团队。 圆桌最后，主持人问了所有嘉宾同一个问题：如果只能给企业家一个建议，你会说什么？ 其中一位嘉宾的回答成为了这场论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不要问AI会不会取代你，而应该问，使用AI的人会不会取代你。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的全球化关键词是“效率”，那么这场圆桌讨论几乎所有嘉宾都认为，未来十年的关键词将变成：安全、韧性与多元化。现场讨论一开始，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全球化结束了吗？”这个问题几乎成为过去几年所有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到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再到俄乌冲突、红海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关税政策，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怀疑：过去依赖单一市场、单一供应链、单一生产基地的发展模式是否还能持续。但几位嘉宾的观点却 surprisingly 一致：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只是全球化正在换一种方式继续进行。 从“效率优先”走向“韧性优先” 一位长期从事国际供应链业务的企业家分享：过去企业做全球供应链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成本最低。因此形成了典型模式： 中国制造； 美国消费； 全球运输； 全球采购。 企业会把所有产能集中在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地区。但过去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企业第一次意识到：供应链并不是越便宜越好，而是越稳定越重要，例如疫情期间： 港口关闭； 海运价格暴涨； 集装箱严重短缺； 很多企业发现，即使客户需求仍然存在，但货却根本送不过去。而俄乌冲突之后，欧洲企业又开始重新思考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的问题，因此现在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开始布局： China + 1； China + N； 多区域生产； 多供应商体系。 现场有嘉宾提到：过去企业担心的是利润率下降几个百分点，而今天企业更担心的是：整个业务连续性风险。 东南亚成为全球供应链重构最大的受益者 讨论过程中，东南亚几乎成为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一位长期关注区域投资的嘉宾表示：过去很多企业来到东南亚，只是为了降低人工成本。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东南亚，并不仅仅因为便宜，而是因为： 第一，人口红利。 东盟人口已经超过6.8亿，其中： 平均年龄不到31岁； 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 消费能力快速提升。 对于消费品牌来说，这意味着未来二十年最具潜力的新市场。 第二，制造业转移。 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开始将部分产能转移至：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尤其是电子制造、新能源和汽车产业链，有嘉宾提到：过去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制造”。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中国研发 + 东南亚制造 + 全球销售。 第三，地缘中立优势。 相比欧美市场，东南亚国家在大国竞争中普遍采取更加平衡和务实的外交策略。这也让很多企业愿意把区域总部放在这里。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圆桌中有不少嘉宾都提到：很多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以后，最大的误区是：把新加坡当成市场。实际上新加坡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是600万人口。 而是： 全球资本中心； 东盟总部中心； 国际人才中心； 国际法律和金融中心。 一位投资机构负责人分享：过去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销售团队出海。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把： 财务中心； 法务中心； 区域总部； 国际融资平台； 放到新加坡。因为企业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升级到了全球组织能力竞争。 全球化2.0时代，企业需要新的能力 讨论最后，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今天重新创业，你们最重要的能力建设是什么？几位嘉宾给出的答案虽然不同，但指向几乎一致： 第一，本地化能力。 过去出海是卖货，未来出海是经营一个国家，企业需要真正理解： 法律； 税务； 人才； 文化； 政策环境。 第二，多市场运营能力。 越来越多企业不会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未来优秀企业的典型特征可能是： 中国市场； 东南亚市场； 中东市场； 欧洲市场； 同时布局。 第三，地缘政治风险管理能力。 过去企业很少关注： 制裁； 出口管制； 贸易壁垒； 但今天这些已经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变量，嘉宾甚至表示：地缘政治正在成为企业经营的新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