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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下午，我们去拜访了深圳上市设计公司 CCD 郑中设计在日本的总部。 很多人对 CCD 的印象，停留在它是“国内高端室内设计领域的标杆企业”，长期服务于丽思卡尔顿、文华东方、万豪、华尔道夫等五星级酒店与高端豪宅项目，是中国高端内装设计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这次探访更像是一场关于日本当下变化的观察。因为当一家与建筑、酒店、消费、空间、材料深度绑定的公司进入日本市场时，它看到的往往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整个日本社会与产业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次探访本身的SmallWODer参与者结构也很特别。参与的小伙伴中，有拥有近 300 家餐厅、公司已经上市的餐饮集团负责人@⁠coco⁠ ；有微博日本负责人@⁠袁元⁠ ；有金泽大学法学博士、负责日本境内所有龙腾出行 VIP Lounge 的负责人@⁠Fred-傅飙歌⁠ ；有经营自己建筑设计公司的日本人@⁠ao⁠ ；也有正在帮助日本企业进行 AI Solution 落地、参与 MUJI AI 转型 case 的朋友@⁠Stephanie⁠ 。 接待我们的是刚来东京不久就结识的好友、从日本搬去德国生活多年后又搬回日本的现CCD 日本办公室负责人@⁠L.Fey⁠ ；以及 CCD 日本社长——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曾在日本顶级设计公司 Super Potato 担任多年高级管理层的资深建筑人；和 精通中日英粤及马来语且非常擅长品酒的马来华人、CCD设计总监@⁠Yen⁠ 。 很多时候，一场 meetup 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够让不同背景的人围绕真实问题产生碰撞。这次的讨论，从建筑材料一路聊到 AI，再从日本企业转型聊到国家性格与社会变化，反而让我对日本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一、为什么组织这次 CCD 探访：从一则新闻开始 其实这次活动的缘起，除了是因为最近在研究中国品牌出海日本的一些案例，还源于最近日本讨论度很高的一条新闻。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与中东地缘风险影响，日本市场开始担忧石脑油供给问题。由于石脑油是大量化工材料与建筑材料的重要基础原料，相关风险迅速传导至建筑行业，市场开始出现建材成本上涨与部分材料供给紧张的问题。更广为人知的新闻是包括Calbee在内的不少日本零食包装因为石脑油短缺而要改黑白色，被大家戏称为“丧葬风”。 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资源的国家，因此每一次国际供应链波动，最终都会反馈到企业经营层面。而 CCD 恰恰是一家与建筑、空间、建材深度绑定的设计公司，所以我很好奇：一家真正身处行业核心位置的企业究竟如何看待这轮变化？ 和Yen 聊下来后，一个很现实的答案是：短期内它未必会造成毁灭性冲击，但一定会改变整个行业的预算逻辑。简单来说，问题除了“材料短缺”，影响更大的还有“成本结构发生变化”。 过去，在建筑商的预算范围内，设计师有较大的材料选择空间，可以兼顾品质、审美与成本。 但当原材料缺失且价格上涨之后，在预算无法同步提升的前提下，意味着项目方必须重新平衡材料等级、空间呈现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关系。原本能够使用的一些高规格材料，可能开始被替代；原本的方案，也需要重新调整。 这看似只是设计问题，但本质上是整个产业链的变化。因为设计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它连接的是地产、建筑、酒店、材料、制造、供应链与消费。 危机的另一面，往往也意味着新的窗口期。 参与活动的@⁠Fred-傅飙歌⁠ 和未能到场的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傅桑⁠ ，从去年开始就在布局日本建材业务。坦白说，他们当时并没有预判到国际局势变化，但现在回头看，反而踩中了趋势。 因为过去，日本建筑行业长期使用稳定的本地供应体系，对既有品牌与材料高度信任，对于新的材料供应商接受度并不高。这是一个典型的高信用社会：成熟，但也意味着惯性。然而，当原有供给体系开始受到扰动时，市场会被迫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蝴蝶开始扇动翅膀。 很多中国建筑材料，无论是在产品规格、施工便利性、价格竞争力还是成熟度上，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既有认知。只是以前，日本市场没有动力去重新评估这些替代方案。而今天，当成本压力上升时，日本企业开始不得不去重新理解这些材料。 换句话说：以前是“你想进，但别人不想看”；现在开始变成“别人愿意重新看你”。 甚至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目前一些短缺材料，其实已经存在成熟的中国替代方案，而现场朋友背后的供应链也能够完成供给。 所以很多人说日本市场难做，但有时候问题并不是能力，而是窗口期。一个成熟市场的特点，从来不是机会很多，而是机会很少，但一旦出现，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二、CCD 日本：为什么一家上市公司进入日本也要重新积累信用？ 这也让我再次想到之前写过的一篇内容：日本市场的本质是如何进入对方的可信清单。 CCD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客观条件来看，它的 buff 已经叠得足够强：国内上市公司、全球多个核心城市设有办公室、服务世界级高端酒店品牌、成熟的设计能力与行业案例。 理论上，这样的公司进入日本市场，应该非常顺利；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L.Fey⁠ 的分享，他们落地日本大约一年左右，去年在东京利兹卡尔顿举办了声势浩大的open party，到了今年，市场开始逐步打开；按现在团队规模，目前已经逐渐出现业务“接不过来”的状态。 但在刚进入日本市场时，他们也经历了非常典型的阻力。 即便告诉别人：“我们是中国上市公司。”“我们服务过丽思卡尔顿、文华东方、华尔道夫。”这些确实会增加可信度，但效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因为日本市场真正相信的不只是企业背景，还有你是谁以及谁在为你背书。 CCD 很聪明的一点，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核心人才本土化”。 他们请来了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日本建筑行业资深人士担任核心管理层：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背景，Super Potato 高层经验，并深度理解日本建筑与设计行业。 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让 CCD 不再只是一个“外来的中国设计公司”，而是迅速建立了本土可信度。 Yen提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在最开始做业务推广时，他们也会去 cold call 日本本地建材企业与上下游伙伴。如果只是说：“我们是 CCD……。”对方反应往往平平。但如果提到：“我们的社长之前是 Super Potato 的XXX。”对方的态度会立刻发生变化，沟通效率也明显提升。 这件事特别日本。 因为日本市场相信的不仅仅是企业 title，还有可验证的、具体的人与关系。 所以 CCD 真正打开日本市场的方法，本质上是几个层面的叠加： 第一，是核心人才的本土化，通过关键人物建立行业信任。 第二，是信用的多重背书，包括上市公司背景、国际合作案例、世界级客户、全球布局与实体办公室。 第三，是社交关系的经营。 他们会举办 open party，把所有潜在合作方、上下游企业以及产业相关人士聚集起来，通过真实互动建立连接。 在日本，很多合作是在被反复确认之后才慢慢进入信任名单。 三、日本企业的问题，不是不想 AI，而是不知道如何开始 顺着设计行业，我们后来聊到了日本当下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AI。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CCD 除了高端内装业务之外，其实还有一款非常成熟的独立产品——一个内装设计材料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超过 50 万种材料。 这个系统的体验其实非常先进。既可以扫描材料二维码，也可以直接将材料放置到他们办公楼物料室的感应区域，系统便会自动展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材料参数、过往应用案例、曾使用于哪些知名项目，以及适合的具体场景。 CCD 下一步，也计划在日本进行本地化。其中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完成整个系统的日语化。 聊到这里时，我们有位来自为企业提供定制化 AI Solution 公司的小伙伴 Stephanie 提到：其实，这类系统与 AI 的结合空间非常大，而且并不复杂。 除了语言转换，还有整个知识库体系、检索逻辑、材料推荐、案例关联与效率优化，都可以借助 AI 完成升级。 CCD 的朋友们也坦言：他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引入 AI，但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个例。 晚上一起吃饭时，Coco 姐也聊到了类似困扰。 他们在日本、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经营着大量餐厅，内部管理系统仍然比较传统，同样希望进行 AI 化升级。甚至她身边许多日本企业主朋友也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 AI 很重要，也愿意尝试，但不知道第一步应该怎么走。 日本接入AI的一大问题是缺少“从 0 到 1”的路径。因为日本企业普遍非常谨慎，他们不太愿意先试错，而更倾向于等待成熟范式出现后再快速复制。所以未来几年，日本很需要帮助企业找到“第一步”的人。 四、日本的 AI，也许会是一条不同的路径 这里，还聊到了东京一家很有代表性的“机器人咖啡厅”。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之前在东京的AI活动上，分享嘉宾之一@⁠Ikuo Kojima@OYMotion⁠ 也提到了它。这家店最大的特点有： 1. 店里的机器人 OriHime 并不是完全自动运行 2. 很多机器人背后是由在家工作的残障人士、长期病患、行动不便者远程操控 3. 顾客可以直接和机器人背后的“操作者”聊天 4. 核心理念是通过技术解决“孤独”和“无法参与社会工作”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展示机器人技术 为什么这个案例特别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很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让 AI 帮助更多人参与社会。后来，聊到 Coco 姐家的餐饮业务时，我们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比如，拉面店熬汤师傅有没有可能用机器人代替？大家的观点非常一致。对于标准化程度高、重复性强的部分，AI 与机器人当然可以介入。但对于高级餐厅来说，真正重要的 Human Touch～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服务的温度、体验感与情绪价值是应该被保留下来的，也就是高级服务的核心，关系。 所以某种程度上日本对 AI 的态度更像是“AI 为人所用”，而不是“AI 替代人”。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日本的 AI 看起来没有中国那么激进，却依然可能形成自己的路径。 五、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注意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Stephanie 还分享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案例。他们曾与一家希望引入中国机器人的日本企业合作，然后在与多个大湾区硬件厂商供应商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其中一家厂商产品性价比、功能与质量都很好，但最后被直接排除。 原因不是技术，而是售后。 这家厂商表示：售后只能提供线上指导，如果需要定制化到日本现场售后的服务，需要以支付额外年费的方式处理；后面日本方面直接放弃合作。 针对这部分跟大家聊下来的感受之一（不完全样本），在日本市场，尤其是类似机器人、打印机等硬件产品中，默认规则似乎就是技术人员会上门。维修时通常还有专人监督并完成现场验收测试。 所以很多中国企业以为：产品好，就能赢。 但在日本：产品只是入场券，服务体系才是竞争力。 如果要进入日本市场，建议从一开始就把“上门售后”写进商业模型与定价体系。否则再强的产品也可能因为不符合日本某些可能存在的优质产品默认规则而被排除在外。 六、AI 时代下，真正影响国家的有没有可能是“国家性格” 最后，我们聊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AI 时代下，“国家性格”会不会成为决定未来发展的变量？（这个话题今天跟@⁠佳雪Cherie⁠ 见面的时候也有再深度讨论） 因为 AI 正在改变所有事情的速度。 它要求个人快速适应，也要求企业与国家不断调整。但问题在于每个国家的变化速度本来就不一样。 中国擅长快速试错、快速 rollout、快速接受新事物。 日本则向来更偏向谨慎、渐进，以及确保秩序稳定之后再变化。 过去几十年，日本的稳定性曾是优势。但在一个变化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里，稳定是否会变成一种阻力？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当所有国家都在追求效率与速度时，一个强调人与秩序、强调 Human Touch 的社会，会不会反而形成另一种长期竞争力？ 我也没有答案。 但这场 CCD 的小型SmallWODer meetup，让我意识到日本并不是没有变化。只是它的变化方式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它或许更慢、更谨慎，也更隐性，但那些真正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了。 以及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确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比如，Yen发现Coco 姐家在马来西亚的很知名的拉面店刚好就在自己家附近，且经常带家人去吃。 比如，晚上活动结束后，Coco姐招待一起去的几位朋友到她家位于南青山的餐厅，席间聊到他们在东京其他代表性门店时，发现虎之门一家鳗鱼饭店竟然就是我过去常和飞姐一起吃的那家。 那些原本看似毫无关系的人与事，好像早就在不同时间线里留下了交集。 然后在某个时刻，被重新连接起来。 南青山·意式创意餐厅： 🍾The Carne Tokyo 📍東京都港区南青山３丁目1−34 3rd 南青山 虎之门·鳗鱼饭： 🍱鰻 まえはら 📍東京都港区虎ノ門1-17-1 虎ノ門ヒルズビジネスタワー 3F

🤩期待多聊～

感谢大家报名！@⁠一娃Sia⁠ @⁠Stephanie⁠ @⁠Asahi⁠ @⁠闰粥⁠ @⁠来耍⁠ @⁠子航⁠ @⁠Amber Zhang⁠ 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 昨天晚上的圆桌，本以为会聊日本职场、就业环境、转职路径（实际上也都聊了）；不成想话题越来越发散～聊了日企、外企、华企；跳槽、年薪、AI、电商、直播；日本加班文化；聊着聊着更加放飞，到PayPay、小红书、Plaud、Loop在日本市场的现状。 聊到最后发现已经不只是在“聊工作”了，还有一群成长于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的人来到日本之后，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另一种文明节奏后的巨大心理震荡。 这种震荡非常真实；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并不默认所有人都必须拼命向上冲。 一、“日本人是不是不想赢了？” 圆桌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 有人说“来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人好像没有中国人那么强的‘饥饿感’。” 大家会认真聊周末去哪、兴趣爱好、休几天假、最近有没有去露营；而不只是“今年赚了多少”。甚至连LV销售一个星期都能休三四天。 这对很多中国90后、95后来说其实冲击很大。因为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你必须往上爬。”尤其互联网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几乎默认抓住一个窗口就可能改变命运。淘宝、直播、电商、自媒体、AI……中国社会过去最深的特征其实不是“卷”，而是“阶级跃迁速度太快”。 圆桌里曾在国内做活动承办的一娃提到，2018年她接触的百度程序员，90后年薪已经300多万人民币；后来阿里甚至愿意拿500万加期权挖人。那种时代会让整个一代人默认“只要够拼，就真的能改命。”所以中国年轻人天然形成了一种高反应速度、高机会敏感度、高焦虑、高执行力；甚至是一种“必须不断增长”的生存惯性。 但日本不是。 日本社会真正鼓励的不是无限增长，而是稳定地活下去。所以圆桌里另一个特别真实的瞬间是，大家聊到部分专业东大博士年薪期望值是400~600万日元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惊讶但在日本又合理。因为这在中国语境里会天然被理解为“是不是有点屈才了？”但在日本语境里，很多人对“职业光环”的执念并没有中国那么强。 这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哲学。 中国的问题是：太多人想赢。 日本的问题则是：很多人已经不太想参与竞争了。 二、“日本缺的不是人，而是成熟的操盘手” 这场对谈里，我觉得最锋利的一句话是这句“日本缺少的不是人，而是成熟的操盘手以及真正理解日本消费习惯的人才。”这句话几乎点中了今天很多在日华人真正看到的机会。 因为现在的日本非常像一个“低迭代成熟社会”。它拥有成熟消费力、稳定秩序、信用体系、高客单价市场；但与此同时，它对直播、短视频、情绪营销、AI内容、内容电商、私域、DTC品牌；这些中国已经高度成熟的东西接受速度明显慢很多。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时间差。 圆桌里有一段特别典型。有人说“国内AI渲染两三天的东西现在半小时就能做完。”还有人提到AI短剧、AI歌曲、AI虚拟主播、AI直播。甚至已经开始思考“日本未来是不是也会进入AI直播时代？”但与此同时，日本还停留在很多企业连线上支付、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等都只是最近几年才慢慢普及。 于是很多在日华人会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感受“这里很多东西，居然还能重新做一遍。”所以最近几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日本重新做华人活动、华人社群、AI本地化、直播电商、TikTok、MCN、小红书式内容营销。 因为日本有消费力，但竞争密度没有中国高；有需求但很多本地人没那么想拼。于是很多在中国已经被卷到麻木的人，来到日本后，第一次重新看到了“窗口”。 三、日本像“2015年的中国”，但又永远不会成为中国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大家聊到PayPay、微信支付、支付宝、Loop、共享充电宝、AI硬件、TikTok、直播。 大家都提到一个共同感受“日本正在慢慢被中国互联网重新教育。”这件事其实非常微妙。 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习惯了。但来到日本之后，大家第一次发现：原来很多中国已经默认存在的东西，在日本居然还能算得上是“新事物”。比如即时配送、直播带货、小程序生态、AI办公工具等等。所以很多在日华人会有一种感觉“日本像2015年的中国。”但它又永远不会变成中国。因为日本最大的底层逻辑不是效率，而是我们反复提及的风险控制。 圆桌里有人提到日本人非常重视介绍人、保证人、履历、长期雇佣、稳定性。甚至跳槽太频繁都会被企业怀疑“不稳定”。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低风险社会”。 四、“海外华人社会”，其实比很多人想象得更原子化 这场对谈后半段，又聊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海外华人圈，中国人骗中国人的情况会更多？” 这段非常残酷但非常真实。有人说：“在国内，大家至少都在一个公开关系网里，大家都要脸。”但海外不一样。很多人只有英文名、微信名、title；共同朋友极少；关系链条很浅；流动性极强。 于是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海外华人社会并不是“更国际化”，而是更原子化。而原子化社会里，信用会变得异常昂贵。所以日本为什么那么重视长期履历、信用记录、稳定工作年限、保证人制度、长期信任关系。 因为它本质上是在用制度弥补陌生人社会里的不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一边觉得“日本规矩好多。”另一边又会觉得“这里反而更安心。” 五、华企、日企、外企：三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其实这场圆桌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隐藏线索：不同公司，本质上对应的是不同的人生节奏。 -日企：稳定，但会慢慢磨平“攻击性” 很多人提到日企加班未必最严重；但它会慢慢让你进入一种“不要出错”的状态。它更强调协作；空气感；长期信任；稳定性；年功序列。所以很多中国人在日企待久后，会产生一种感觉“我好像慢慢忘记自己原来很有想法。” 因为中国培养的是高表达欲、高攻击性、高执行力；而日企需要的是稳定执行者。 -外企：看似国际化，但很多人只是“国际化劳动力” 圆桌里也聊到很多外企在日本，其实已经不是“高速增长部门”，更像成熟市场维护机构。于是很多华人会长期停留在“桥梁”的角色。 -华企：东京办公室里的“中国互联网” 华企则是另一种极端：速度快、结果导向、机会大、但情绪波动也大。很多人白天在东京上班，但精神状态像在深圳。圆桌里大家反复提到一个矛盾很多人来日本本来就是为了逃离高压，结果最后又在东京重新进入了另一种内卷。 六、很多在日华人真正面对的，其实不是“就业问题”，而是“身份问题” 这场对谈里最深的一层，是大家都隐约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回国，好像已经不适应了； 留日本，又始终是外国人。 于是很多人长期处于一种悬空感，这种悬空感会直接影响职业选择。因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未来真正属于哪里时，职业规划也会变得短期化。所以很多在日华人会频繁跳槽、持续焦虑、不断比较、永远觉得自己“应该还能更好”。但其实很多人真正焦虑的是“我到底想过怎样的人生？”而日本恰恰会逼人面对这个问题。这里不会天天推着你跑，当外部竞争减弱之后，一个人真正的内在结构反而会暴露出来。 七、AI时代之后，在日华人的真正机会，可能才刚刚开始 这场圆桌里，其实已经能明显感受到AI正在快速改写日本就业市场。尤其日本过去大量依赖语言差、信息差、流程型岗位、中间协调岗位；而AI正在吞噬这些能力。但与此同时，在日华人反而拥有一种新的优势：因为很多中国人天然已经经历过中国互联网、移动支付、内容电商、短视频、AI工具、流量逻辑这些训练。 所以未来真正稀缺的人是同时理解中国互联网效率、日本消费习惯、AI工具、内容表达、社群运营、全球化沟通并且能把这些连接起来的人。 所以未来最值钱的能力是连接不同世界的能力，而这可能恰恰是在日华人真正的新位置。在日本人和中国职场人两个系统之间，成为那个能够理解双方语言、节奏、文化与商业逻辑的人。 这或许才是今天很多在日华人，真正站着的位置。

最近看到日本关于数据中心的一条新闻，觉得值得聊聊。 随着生成式AI、云服务和数字化需求激增，日本首都圈迎来数据中心建设潮。千叶县印西市，因为靠近东京、地质稳定、电力条件成熟，吸引Google、Amazon等约30家企业布局，被称为“数据中心银座”。短短几年，当地固定资产税增加约100亿日元。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升级故事。 但另一边，事情又开始变得复杂：居民抗议、诉讼、电力焦虑、土地用途争议同步出现。 东京江东区一处规划中的数据中心，距离居民楼最近仅3.7米，地下计划建设120万升重油储罐。居民担心噪音、排热、安全风险。印西市部分居民甚至提起诉讼。 争议的核心听起来有点像法律技术问题：数据中心，到底是“办公室”，还是“工厂”？ 但如果再往深看，会发现它更像是日本进入AI时代时，一场更大的转型矛盾。 一、日本其实从来不慢，只是变化方式不同 过去几年，很多人喜欢讨论日本是不是落后了？ 因为你会看到传真机还在使用、Excel依赖严重、企业数字化推进缓慢、中小企业DX停滞。另一边，日本又在发生另一件事：它正在快速补齐AI时代最底层的能力。比如数据中心建设潮、半导体产业回流、TSMC熊本工厂、Rapidus国家项目、政府大规模数字化补贴、电力系统升级。 换句话说：日本并不是没看到AI，它看得非常清楚。只是它进入新周期的方式，与中国和美国很不同。 美国的逻辑是：创新优先，先跑起来再修规则。 中国的逻辑是：国家推动，大规模集中投入。 而日本更像是：先确认不会失控，再慢慢推进。 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社会运行逻辑。 二、日本真正守护的，从来不是效率，而是秩序 很多刚到日本的人，会觉得为什么这里这么慢？审批慢。合作慢。决策慢。变化也慢。但带了一段儿时间后会发现：日本很多制度设计，目标未必是最高效率。更多时候，它追求的是：最低风险（在之前几篇文章里也提了很多次了）。 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尽量避免剧烈波动。 因为过去几十年，日本经历过泡沫崩塌、金融危机、长期停滞、少子老龄化、福岛核事故。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惯性：宁愿慢一点，也不要失控。所以很多事情推进前，会反复协商：地方居民意见、企业协调、官僚审批、行业利益平衡。 这套逻辑过去很有效。因为它带来了高信任、低波动、稳定运行。 但问题在于AI时代，偏偏是一场高速度革命。 三、数据中心争议，本质上是一场“变化焦虑” 很多人觉得：居民为什么反对数据中心？明明它带来就业、税收和产业升级。但如果换个角度，也许就容易理解。因为数据中心不是抽象概念，它是巨量耗电、大规模冷却设备、24小时运行、柴油备用系统、高热量输出。 说白了，它更像一座超级工厂。只是过去的法律，把它归类成了“事务所（办公室）”。 于是，一个很日本式的问题出现了：技术已经进入下一时代，制度却还停留在上一时代。而这恰恰是日本转型时最典型的张力。 大家都认同日本必须拥抱AI～但一旦AI真正落地，就会出现“可以支持，但别建在我家旁边。”这其实是成熟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是日本会更明显。因为日本社会长期依赖的是稳定预期，而AI带来的，却是不确定性。 四、日本真正焦虑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错过” 过去三十年，日本最大的焦虑是停滞。但今天，日本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焦虑怕再次错过。跟最近频繁在提的FOMO很有一致性。 互联网时代，日本错过了一部分。移动互联网时代，日本又慢了一拍。如今到了AI时代，日本其实很清楚--再慢一步，可能失去的就是未来经济竞争力而不止是产业机会了。 尤其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日本越来越意识到未来缺的不是岗位，而是能维持生产力的人。所以从长期看，AI对日本几乎是必选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企业效率、国际竞争力。 换句话说，过去日本依赖的是人口，未来日本越来越依赖算力。所以数据中心建设、电网升级、半导体回归，其实是同一件事。它们背后对应的是国家级转型。 五、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如何完成剧烈转型？ 这是我最近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日本眼前的矛盾，其实非常真实：一边不转型不行，另一边转型会打破原有秩序。 于是日本进入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想快。又怕乱。 想变。又怕失控。 这可能也是未来几年，日本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因为AI真正改变的，除技术之外，它考验的是一个社会，与变化相处的能力。而日本现在，正在学习这件事。 或许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当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被迫面对剧烈变化时，它究竟会变得更脆弱，还是更强韧？ 也许，日本正在给出答案。 配图为日本总务省关于世界和日本Data Center市场预测。

不能忽略在日本时间久的人的特质：不仅是对人的信任建立需要较长时间、对新兴事物也是

最近，日本有一则新闻在舆论场发酵得很厉害。 一位在日本生活三十多年经营印度餐厅18年的印度老板，经营管理签证续签被拒，引发了大量讨论。最初，日本媒体的叙事偏向于“一个认真经营几十年的外国人，为何突然无法继续留在日本？” 不少人替他鸣不平，甚至有上万人发起联名，希望入管局调整政策。 因为对于很多在日外国人来说，这件事很容易激起高市上台之后的一系列对在日外国人政策收紧积累起来的情绪“是不是制度越来越不友好了？” 但这几天，事情开始出现反转。 陆续有人提出疑问：在日本待了30多年，为何没有申请永驻或归化？ 接着，这位印度老板被扒出疑似存在大量海外抚养人申报（据说高达80多人），而海外抚养制度长期以来也被认为存在被利用来减税的空间。 于是，舆论开始变化。最初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勤恳经营的人为何被拒？”，后来慢慢变成“是不是在利用制度漏洞？”。进而引发对海外印度人群体特性的讨论。 而这个事件让我想到，近几个月关于在日华人群体的一些新闻：比如东京、大阪部分华人民宿的爆雷与是否合规及扰民争议，华人参与地方政治时被讨论是否归化，某社长为办经营管理签滥卖各种项目导致日本的某知名酒店荒废，以及诸多因滥用日本政府补助金制度被捕等等。 此外，外国资本、买房、社区融入等议题也不断升温。 单独看，每件事都是个案。 但放在一起看这些单个事件会慢慢升级成群体问题。在非常重视信用的日本社会，这影响到的将是群体信用（collective trust）。 一、日本是“群体信用社会” 有些移民国家默认逻辑是个体负责个体。一个华人违法，不代表华人群体。一个印度人钻漏洞，也不代表印度群体。 日本不太一样。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更像是你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你所属的共同体。 一个人的行为，很容易影响公司信用、学校信用、地域信用、国籍信用、介绍人信用，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如此重视“介绍（紹介）”。 因为日本很多信任，不是从契约开始，而是从信用开始。“谁介绍你来的”，很多时候决定别人愿意给你多少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有一些哪怕逻辑上并不成立、但是写进规则里的条款，比如你在持有工作签证时就职的公司变更了法人名称or地址，但是你没有及时在入管局系统提交你个人的变更更新申请，这可能会影响你个人工签的续签。 哪怕你说，公司没通知我啊？我现在已经从那个公司离职了啊？ 死板吗？死板～不可理喻吗？当然。但这就是“群体信用”发挥了作用。 二、为什么这次印度大叔事件会反转？ 因为日本社会非常在意一件事有没有在“占制度便宜”。 这里有一个很日本的点：很多事情哪怕合法，也不一定被接受。 日本人对“制度漏洞（抜け穴）”非常敏感。尤其是“别人老老实实遵守，你却在想办法套利。” 于是叙事会瞬间变化。从“受害者”变成“是不是利用了规则？”这里的关键是是否破坏了共同体对公平的感受。比如这位印度大叔，利用“海外抚养”可以减税的规则来疯狂避税，却忽略了合理性。 类似的例子还有“失业金”“政府补助金”等等。 在日本：合法，不等于被接受。 三、为什么最近华人相关新闻容易被放大？ 因为日本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微妙阶段。 过去日本缺人，需要外国人；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日本开始讨论“如何共处”。尤其东京、大阪。 当外国人的数量、资本、商业存在感越来越强时，社会讨论一定会上升。而华人群体因为数量大、可见性强、经济活跃，天然更容易被讨论。从民宿、房地产、教育，到地方政治、商业经营——活跃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摩擦。 那，做得越多，被观察得也越多。 四、一个残酷但真实的事实： 优秀的人在创造信用，投机的人在快速消耗信用。 很多长期在日本生活的人，大概都会有一种复杂感受。刚来时觉得“别人怎样跟我没关系。”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有关。 因为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某种程度上是“被代表”的。有人钻税制漏洞，可能影响别人对外国经营者的印象。有人做民宿扰民，可能影响后来者租房（实际上大家也已经深受影响了）。有人夸张营销日本资源，可能影响真正做事的人建立信任。 于是会有一种无奈：“我明明不是这样的人，却也要承担群体信用成本。” 在日本，因群体信用快速消耗而造成的影响实例：在日本外国人租房这件事无比困难，手机电话卡的办理需要日本银行卡、而银行卡办理需要本地手机卡，法人银行卡办理周期和难度更是让诸多经营者苦不堪言。 五、日本社会一个隐形规则： 你从来不只代表自己。 在一个高信任社会里，信用不完全是个人资产。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共享资产。所以真正长期主义的问题也许是：当越来越多华人、外国人在日本扎根时，我们到底在积累什么样的群体印象？ 因为最终影响长期生活体验的，可能不只是收入、签证、资源。还有下一代会被怎样看待。后来的人，会不会更容易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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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国品牌进入日本的速度明显加快。 从消费电子、美妆、餐饮到 AI 硬件、生活方式品牌、新消费与 IP 周边，现在大家越来越多企业重新把日本纳入全球化版图。 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很多品牌在欧美增长很快、在东南亚跑得顺，到日本却开始失速。甚至第一波热度不错，第二年增长停滞。 原因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市场保守」。但如果长期观察，会发现用保守来说好像没那么精准，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度依赖“信用”和“验证”的成熟市场。 在很多市场，品牌竞争逻辑是「产品 × 流量 × 性价比」，而日本更像「产品 × 信用 × 时间」。也就是说，品牌出海日本，本质上是在争夺“被长期相信”的资格。 或许我们可以说，日本市场背后真正竞争的是「信用额度与日本市场理解能力」。 一、日本市场：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成熟消费社会 1. 日本不是“小市场” 日本长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7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都市圈之一。日本家庭金融资产超过2200万亿日元，同时现金与储蓄占比远高于欧美。这意味着日本消费者有钱，但不会轻易花，更准确地说不会轻易相信。 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说日本不是增长型市场，而是成熟型、验证型市场。 2. 日本消费的三重矛盾 理解日本市场，需要先理解一个矛盾：日本消费者同时具备高忠诚、高尝新、高性价比诉求三者并存。 （1）高忠诚 日本消费者一旦建立信任，复购周期极长。尤其美妆、日用品、食品、家电、IP消费。用户会长期使用已经被验证的品牌。本质原因是由日本人的「风险规避」的特点以及日本社会的低容错，所以消费者天然追求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2）高尝新 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全球新品密度最高的市场之一。典型特征是期間限定（期间限定）、地域限定、联名经济、季节消费。例如便利店几乎每周更新 SKU～因为尝新是生活乐趣。但关键在于尝新 ≠ 信任，日本消费者愿意试，但不轻易改变长期消费习惯。 因此日本消费又是“主消费高忠诚”、“情绪消费高尝新”双轨市场。 （3）高性价比 很多人误以为日本人不在意价格。事实相反，日本消费者极度价格敏感～@⁠赵先生⁠ 刚说附近的「油そば」店庆今天半价，能便宜几百日元，结果雨天的天气依旧很多人排队😅。不过他们追求的也不是最低价，而是“值不值”（性价比/納得感）。 近几年通胀、日元贬值、工资增长有限，进一步强化smart spending趋势。 二、为什么很多品牌在日本失速？ 也许大家忽略了日本真正的竞争逻辑，很多品牌在其他市场增长公式是「产品 × 广告 × 达人 × 渠道」，但日本竞争的核心是“信用额度”～也就是你凭什么被相信？ 三、日本商业社会的核心机制：“介绍人制度” 在日本商业合作里，一个高频问题是“是谁介绍你来的？”～很多中国团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在日本：介绍人 = 第一层信用，特别是B2B。大家判断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谁愿意为你背书。 正如上面所说，日本商业社会本质是低风险社会，试错成本心理很高，所以介绍人某种程度上是在说“这个人，可以聊。”也就是说对方愿意先借给你一点信任（信用额度）。 还有一个不容被忽略的点，介绍人制度具有“不可取消性”。很多海外团队会犯一个错误：通过介绍人渠道跟对方谈熟以后跳过介绍人自己推进。但在日本这非常危险，因为介绍人本身是关系结构的一部分，绕开介绍人容易被视为不懂规则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信。所以日本商业本质上比起transaction（交易），更是relationship architecture（关系结构）。 举一个介绍人决定市场推进速度的最近的案例： 某中国上市公司在日本设立的分公司，其中一块业务是清酒。前段时间因为活动遇到了他们的负责人，了解到前期他们拜访了很多日本餐饮店，但是人家只接受合作酒商的酒单里提供的酒，问是否有认识的餐厅可以合作。 刚好，东京SmallWODer里有位很热心的、在日经营几十年、已在新加坡上市的日本餐饮公司的姐姐，给他们双方介绍之后，这家清酒便顺利跟关东最大酒商之一开始对接合作。 为什么？不是产品突然变好了。而是介绍人的信用额度发生了转移。 在日本，很多时候谁介绍你来的决定了你的推进速度。 四、日本市场是关于信用额度的积累能力的竞争 这里说的信用额度积累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上面的关系结构。它是商业可信度，是分层存在的。 如果你想要进入日本市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一个自我信用评估。 第一层：海外信用（作用有限） 是否上市、公司规模、海外知名度、融资背景这些对于信用积累当然有帮助，但权重低于想象。 例如：Xiaomi和雪王，在国内都品牌影响力极强，可进入日本后并未形成压倒性品牌认知，且依然面临本土化挑战。甚至Xiaomi的日本首店都未在东京都内、而是在周边的埼玉县。原因是他们有的都是海外信用，不是日本信用。 第二层：日本本土信用 这是第二步，也是更关键的一层。 （1）硬件信用 包括是否已有办公室、注册资本规模、日本员工数量、本地团队存在感。 这些本质在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认真做日本。 （2）个人信用 日本社会存在明显精英主义色彩。学历很重要。例如东大、庆应、早稻田等等或是清北、常青藤，这些都会提高初始信用。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日本对于MBA有迷之热爱。 除了学历背景外，既有人脉中积累的社会信用也很关键。 （3）职业经历信用 法人代表的背景也很关键，之前的职业经历中，比如如果是五大商社、大手企业、Google、Amazon等等，这部分信用就会高出不少。 因为大组织已经替你完成筛选，这也是信用迁移。 五、真正有效的是以上诸多信用额度叠加 在日本单一信用往往不够，真正有效的是品牌信用（产品、规模、案例），个人信用（背景、履历），介绍人信用（谁带你进入）三者叠加。 事情推进速度会完全不同。 六、信用额度只是敲门砖 如果只讲关系很容易误导，信用只能帮你进门，不能帮你长期留下。 日本市场最公平的一点是它允许你因为信用被看见，但不会因为信用长期留下你。最终还是会回到产品到底好不好？服务是否稳定？是否真正理解日本市场？ 结论：品牌出海日本，真正拼的是什么？ 跟“谁广告投得多”和“谁更会卷流量”没有太强关系，重要的是谁能更快建立长期信任。这个信任来自信用建设能力 × 日本市场理解能力。 前者决定你能不能进门，后者决定你能不能留下。 配图为东京Costco的Plaud和Insta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