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海外才有的业态

从卢本巴希前往丰谷鲁美，会经过一座叫利卡西Likasi的城市。 这是一路上经过的最大城市。低矮的房屋沿公路连绵展开，墙面和屋顶蒙着黄土，大多数建筑不超过两层。市中心有一座环岛，汽车、摩托车和行人从四面汇集，又朝不同方向散开。街边挤着商店、修车铺和流动摊贩，看上去与许多非洲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途中唯一引起我们注意的高楼，大约有四层，外墙上醒目地写着几个中文大字： “君豪夜总会。”旁边还标注着可以定点接送。 汽车绕过环岛，很快又驶出市区。 殖民时代，利卡西有另一个名字：雅多维尔Jadotville。这座城市兴起于二十世纪初的加丹加铜矿带，以比利时工程师、金融家让·雅多的姓氏命名。刚果独立后，雅多维尔改名为利卡西，像这个国家许多城市一样，试图从地图上抹去殖民时代留下的印记。 但旧名字并没有真正消失。几十年后，人们仍然会因为一场战争提起“雅多维尔”。 1961年9月，一支由156名爱尔兰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派驻雅多维尔郊外。他们大多十分年轻，许多人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也是第一次真正走上战场。 当时，刚果独立刚刚一年。军队哗变，比利时出兵，中央政府陷入内斗，矿产最丰富的加丹加则在冲伯领导下宣布独立，背后有比利时矿业资本和外国雇佣军支持。 刚果政府向联合国求援。联合国最初的任务，是促使比利时军队撤离、恢复秩序并维护刚果统一。来自爱尔兰、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士兵陆续抵达，其中许多国家本身也刚刚摆脱殖民统治。 但联合国很快陷入两难：既要保持中立，又要阻止国家分裂。 卢蒙巴要求联合国帮助收复加丹加，联合国却担心直接参战会使自己成为战争的一方。卢蒙巴转而向苏联求助，刚果危机随即被卷入冷战。此后，他被捕并送往加丹加。 1961年1月，卢蒙巴在那里被杀害。 联合国不是直接凶手，但它坚持的“不介入”也没有带来真正的中立。在力量悬殊的局面中，什么都不做，同样会帮助其中一方。 卢蒙巴之死迫使联合国改变策略。面对亚非国家的压力，它开始获准驱逐外国雇佣军，并以更强硬的方式阻止加丹加分裂。 1961年9月，联合国部队在加丹加发动行动，试图逮捕和驱逐外国雇佣军。雅多维尔的爱尔兰士兵正是在这时被卷入战争。 他们驻守的营地地势低洼，与其他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道路也被切断。加丹加宪兵和外国雇佣军很快将其包围。爱尔兰士兵依靠机枪、步枪和少量迫击炮，在战壕中坚守五天，多次击退人数远超自己的进攻，没有一人在战斗中死亡。 但饮水、食物和弹药逐渐耗尽，联合国增援又被阻挡在途中。最终，指挥官昆兰决定投降，156名士兵成为俘虏，一个多月后才获释。 这场战斗后来被视为一次出色的防御，但在当时，投降并不光彩。很长时间里，这些士兵很少提起雅多维尔。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重新获得承认。 但雅多维尔围城还没有结束，另一场悲剧已经发生。 战斗期间，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乘飞机前往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准备与冲伯会谈，促成停火。1961年9月18日凌晨，飞机在恩多拉附近坠毁，哈马舍尔德和同行人员全部遇难。 六天前，他还在纽约处理刚果危机；几天后，他的遗体被人从非洲树林里找到。 关于空难究竟源于飞行失误、外部攻击，还是外国势力介入，几十年来始终存在争议。能够确定的是，他死在前往和平谈判的路上，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在任内遇难的联合国秘书长。 雅多维尔的被围、哈马舍尔德的死亡，以及卢蒙巴遇害后席卷亚非世界的愤怒，逐渐改变了联合国在刚果的角色。 所谓中立，开始让位于另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一个获得外国支持的分离政权拒绝妥协，联合国是否应该使用武力维护一个成员国的统一？ 一年多以后，联合国再次向雅多维尔进军。 1962年底，加丹加军队与联合国部队在伊丽莎白维尔，也就是今天的卢本巴希，重新发生冲突。联合国最初只是要求清除路障、恢复行动自由，但前线部队很快开始向外推进。 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满贯行动”。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部队控制了伊丽莎白维尔的宪兵总部、广播电台、火车站和主要道路。联合国飞机摧毁加丹加残余的空中力量，地面部队随后沿铜矿带向西推进。 这次进军甚至没有完全得到纽约总部的事先授权。前线指挥官认为，仅仅守住阵地已经没有意义。只要加丹加军队仍能控制周边城市、道路和矿区，联合国就会不断遭到袭击。等纽约得知部队已经向前推进时，军事行动已无法逆转。 1963年1月，联合国控制雅多维尔。加丹加首府失守，边境通道被切断，雅多维尔又落入联合国控制，冲伯只能退往科卢韦齐。那里是铜钴矿业的核心，也是加丹加最后的经济和军事据点。冲伯曾威胁炸毁矿山、铁路和水电设施，但支持他的矿业公司不愿看到生产体系被彻底摧毁；比利时、英国和美国也逐渐不再愿意为加丹加分离承担更大代价。 最终的科卢韦齐没有发生一场想象中的决战。冲伯宣布结束分离，联合国根据协议和平进入城市。持续两年多的加丹加危机就此结束，刚果在地图上重新成为一个完整国家。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少见的一次明确军事胜利。 但胜利留下的问题，与胜利本身一样巨大。联合国究竟是在维护刚果的领土完整，还是已经成为内战的一方？前线部队可以在没有充分授权的情况下扩大军事行动吗？为了恢复一个国家的统一，国际组织可以走多远？ 更讽刺的是，联合国击败加丹加后，刚果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 1964年，联合国部队逐渐撤离，东部和中部很快爆发新的叛乱。中央政府无力应对，竟把一年前还在领导加丹加分离的冲伯从海外请回来，任命他为总理。冲伯召回原来的加丹加宪兵，重新雇用外国雇佣军，在美国和比利时支持下镇压叛乱。 昨天的分离主义者，变成了今天维护国家统一的人。联合国保住了刚果的版图，却没有替它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也没有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的政府。1965年，蒙博托再次发动政变，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 蓝盔最终离开，强人接管了国家。 三十多年后，联合国再次回到刚果。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以后，难民、旧政府军和胡图武装涌入刚果东部。随后爆发的两次刚果战争卷入多个非洲国家和数十支武装。1999年，各方签署停火协议，联合国重新派出特派团监督停火和外国军队撤离。 后来，这支特派团不断扩大，并改名为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也就是今天仍然存在的MONUSCO。它的任务包括保护平民、支持和平进程、协助选举、推动解除武装，并帮助刚果政府恢复对东部的控制。 这一次，它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击败的分离政权，而是东部长期破碎的秩序。2013年，联合国曾与刚果政府军共同击败M23，但不到十年，这支武装再次出现，而且更加强大。联合国仍有装甲车、直升机和蓝盔士兵，却再难复制“大满贯行动”那样清晰的胜利。 雅多维尔留下的问题仍未消失：联合国可以赢下一场战争，却未必能替一个国家完成自己。

在TFM和KFM，经常能看到预防埃博拉的宣传。 海报贴在诊所、办公室和员工通道里，上面画着洗手、测量体温和避免接触患者体液的图示。举行安全培训，埃博拉也会与疟疾、霍乱和黄热病一起被提起。对于在刚果（金）的企业来说，这些几乎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管理的固定内容。 但矿区里并没有疫情。 每天清晨，班车照常驶向选矿厂，矿卡沿着道路进入矿坑，食堂、诊所和营地维持着原来的秩序。距离我们数千公里外的东部，埃博拉却再次蔓延。 2026年5月，刚果（金）东北部伊图里省暴发由本迪布焦型病毒引发的埃博拉疫情，并很快外溢至乌干达。这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在刚果（金）境内被发现以来，该国经历的又一次大规模疫情。截至7月22日，本轮疫情死亡人数已超过1000人，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 从地图上看，伊图里、北基伍与加丹加似乎都属于刚果（金）东部。但真正身处这里才会发现，“东部”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 KFM所在的卢阿拉巴地区，靠近赞比亚和安哥拉，矿产、铁路和公路大多向南延伸；埃博拉疫情集中的伊图里和北基伍则靠近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两地之间隔着广阔的森林、河流、山地和几乎不存在的交通网络。 从卢本巴希前往金沙萨，乘飞机需要两个多小时；从卢本巴希前往戈马，通常也只能坐飞机。地图上看似相连的国土，在地面上却被切割成许多彼此遥远的世界。公路时断时续，铁路大多建于殖民时代，刚果河及其支流承担着部分运输功能，却无法把这个面积超过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真正连接起来。 刚果（金）拥有非洲第二大的国土，却缺少把国土变成国家的道路。 中央政府的命令从金沙萨发出，经过机场、无线电和地方官员层层传递，越往东，力量越微弱。许多地方与邻国首都的联系，反而比与本国首都更加紧密。因此，当东部发生战争和疫情时，东南部矿区往往仍能保持平静。 埃博拉并不是凭空出现。它最初通常来自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病毒跨越，果蝠被认为可能是病毒的自然宿主。人们进入森林砍伐、狩猎，或者接触受感染的野生动物，病毒便可能第一次进入人群。此后，患者的血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又会把病毒传给家人、医护人员和参加葬礼的人。 而在刚果东部，战争让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道路被封锁，医院遭到破坏，医护人员逃离，疫苗和药品无法及时送达。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战斗不断迁徙，原有的病例追踪系统随之中断。一个患者可能在不同村庄、难民营和边境之间移动，等卫生部门找到他曾经接触过的人时，那些人早已散入更大的人群。 这次疫情的中心主要位于伊图里，所处的伊图里—北基伍走廊，正是整个大湖地区安全局势最脆弱的地带。 今天控制北基伍大片地区的武装组织，叫作M23。 这个名字来自2009年3月23日签署的一份和平协议。当时，刚果（金）政府试图把一支活跃在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编入国家军队。几年后，其中一批军官指责政府没有兑现承诺，于2012年再次发动叛乱，并以协议签署的日期为自己命名：“3月23日运动”。 理解M23，要回到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 那一年，卢旺达总统乘坐的飞机被击落。随后约一百天里，胡图族极端势力对图西族和温和派胡图人展开大规模屠杀，约八十万人死亡。由保罗·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最终攻占首都基加利，结束屠杀，并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政权。 大屠杀结束后，旧政府军、民兵和大量平民越过边境，逃入当时仍叫扎伊尔的刚果（金）。 这些逃亡者中既有普通难民，也有参与屠杀的武装人员。他们在刚果东部重新集结，不断威胁卢旺达边境。卢旺达政府因此宣称，必须进入刚果清除这些势力。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卢旺达的行动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自卫”。 1996年，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洛朗·卡比拉发动战争。军队从刚果东部一路向西推进，次年推翻了统治三十多年的蒙博托。卡比拉进入金沙萨，将国名从扎伊尔改回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是第一次刚果战争。 卡比拉原本依靠卢旺达上台，却很快意识到，外国军队在刚果境内势力过大。1998年，他要求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撤离。两国随即再次支持新的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卡比拉。 第二次刚果战争由此爆发。 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也相继参战，最终有九个非洲国家和数十支武装卷入其中，被称为“非洲世界大战”。刚果辽阔的国土被不同军队和武装组织瓜分，金、钻石、木材、锡和钶钽铁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卢旺达一直强调，进入刚果是为了消除参与大屠杀的胡图武装威胁。这种安全担忧并非完全虚构，那些武装后来组成“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即FDLR，长期盘踞在刚果东部。 但卢旺达也利用这一理由，多次出兵刚果，支持当地反政府力量，并深度介入矿产开采和跨境贸易。刚果（金）政府和联合国专家多年来都指责卢旺达通过代理武装控制矿区，把黄金、锡矿和钶钽铁矿运出刚果，再进入国际市场。 1994年的历史创伤，变成卢旺达长期干预刚果东部的安全理由。 正式的战争在2002年前后结束，但刚果东部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当地武装不断被招安、整编，又再次叛乱。许多指挥官名义上加入政府军，实际上仍保留自己的士兵、地盘和矿产生意。一旦与中央政府发生矛盾，他们便重新回到丛林。 M23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 2012年，M23一度攻占北基伍省首府戈马，第二年被刚果政府军和联合国部队击败，大批成员逃往卢旺达和乌干达。此后，它沉寂了近十年。 2021年底，M23重新发动进攻。这一次，它拥有更先进的武器、更严密的组织和更稳定的后勤补给。联合国专家多次认定，卢旺达军队不仅向M23提供武器和人员，甚至直接进入刚果境内参与作战。 2025年初，M23先后攻占戈马和南基伍省首府布卡武，将控制范围从卢旺达边境大幅向刚果内陆推进。它还占领了北基伍的鲁巴亚矿区。鲁巴亚出产钶钽铁矿，是制造手机、电容器、航空设备和军事装备的重要原料。矿石被挖出后，经过武装控制的检查站和边境，进入国际供应链。 一边是难民沿着道路逃离，一边是矿石沿着另一条道路流出。 这也是刚果东部战争长期无法结束的原因。它最初源于卢旺达大屠杀留下的族群仇恨和安全危机，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一门可以获利的生意。谁控制矿山、道路和边境，谁就可以征税、走私矿产、购买武器，并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 到了2025年，美国开始更加直接地介入。2025年6月，刚果（金）与卢旺达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双方承诺停止支持武装组织，处理FDLR问题，并推进地区经济合作。美国随后又与刚果（金）加强关键矿产合作，希望获得更加稳定的铜、钴和钽供应。 这被概括为“矿产换安全”。 但一份协议并没有立即改变战场。M23不是协议的直接签署方，卢旺达也没有真正撤出所有军事力量。到了2026年，M23仍控制着刚果东部大片土地，FDLR依旧存在，刚果（金）政府军也没有彻底摆脱对地方武装的依赖。 美国的介入却越来越深入。华盛顿开始制裁参与矿产走私的网络，美国资本进入刚果的铜钴资产，美国支持的财团也在寻求购买更多大型矿山权益。刚果（金）政府还计划建立一支专门保护矿区和关键运输线的“矿业卫队”。 在KFM，预防埃博拉的海报依旧贴在墙上。遥远的伊图里和北基伍，病毒正在沿着破碎的道路扩散，M23、政府军和其他武装仍在争夺城市、矿山与边境。 刚果的矿石可以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另一端。 一支疫苗，却未必能抵达几十公里外的人。

站在KFM观景平台向下望去，很难一下判断这座矿坑到底有多大。 一层层台阶沿着山体向下展开，像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巨型电铲停在坑底，只有旁边的矿卡开过去时，才意识到那些看似玩具般的机械，每辆都能装下两三百吨矿石。 更远处，几缕黑烟缓缓升起。当地居民把树木烧成木炭，再运到集市出售。旱季空气干燥，烟雾久久散不开，与矿坑扬起的尘土一起悬在半空，把脚下的矿山和远处的村庄渐渐吞没。 来到加工厂，矿石已经开始另一段旅程。 爆破、运输、破碎、磨矿、浮选，再经过湿法冶炼，矿石里的铜和钴一点点被分离出来。铜最终成为一块块整齐排列的阴极铜板，表面泛着暗红色的金属光泽；钴则变成绿色的氢氧化钴粉末，被装进巨大的吨袋，等待运往港口，再进入全球供应链。 原本混在泥土和岩层中的元素，经过一整套庞大而精密的工业系统，获得统一的纯度、重量和编号。它们不再属于某一座山，也不再带有刚果南部旱季的气味。 刚果（金）生产了全球绝大部分钴，却长期缺少对价格的决定权。矿山扩大产能，国际市场供给增加，价格随之下跌；资源国生产得越多，单位资源能够换回的收入反而可能越少。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刚果（金）在2025年先暂停钴出口，随后转向配额制度，试图通过限制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稳定价格。对于铜钴伴生矿山而言，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减产命令：铜仍在生产，伴生钴也会继续产生，地下的地质结构并不会服从市场政策划出的边界。 这种矛盾并不只发生在KFM。 向西数百公里，在科卢韦齐附近，坐落着刚果（金）另一座大型铜钴矿山——Kamoto Copper Company，简称KCC。它由嘉能可控股，并与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Gécamines合作运营。 嘉能可的英文名是Glencore，来自“Global Energy Commodity Resources”几个词的组合，大意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资源”。 这个名字几乎概括了它的全部野心。 嘉能可的前身是马克·里奇在1974年创立的Marc Rich + Co。它最初不是一家矿业公司，而是一家大宗商品贸易商，买卖石油、煤炭、金属和粮食。1993年管理层完成收购后，公司更名为Glencore，后来又通过不断购买矿山、冶炼厂、港口和仓储设施，从商品交易的中间人变成了覆盖开采、加工、运输和销售的资源巨头。 传统矿业公司首先考虑矿体、储量和生产成本，贸易商则更关注货物流向、供需错配、运输通道、制裁风险与价格波动。 嘉能可把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 它既可以从地下挖出铜和钴，也可以决定这些金属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市场。矿山因此不再是一座孤立的生产设施，而是一张全球贸易网络的起点。 嘉能可进入刚果（金）的过程，绕不开一名以色列商人：丹·格特勒。 第一次刚果战争结束后，洛朗·卡比拉推翻蒙博托，建立新的政权。这个经历多年战争的国家急需资金，也需要能够帮助它连接国际资本的人。年轻的格特勒从钻石生意起步，随后进入铜、钴和石油领域，并与卡比拉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 2001年，洛朗·卡比拉遇刺，他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继任总统。格特勒继续活跃于刚果国家、国有矿业资产和跨国公司之间。 2017年，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建立的制裁机制，将丹·格特勒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指控他利用与时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的关系，充当跨国企业与刚果政府之间的中间人，通过不透明、低价的矿业交易获取利益，使刚果（金）损失巨额公共收入。 但格特勒并没有因为制裁便从刚果矿业中消失。 嘉能可此前买下了他在KCC和穆坦达的股份，却仍负有向其关联企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合同义务。制裁可以冻结账户、限制交易，却无法抹去早已写进矿权和合同的利益关系。 到了2026年，美国政府支持的Orion关键矿产财团又计划收购嘉能可在KCC和穆坦达权益中的40%。如果交易完成，美方不仅将进入两座矿山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也能影响相应份额铜钴产品的销售方向。 矛盾正在于此。 2017年，美国制裁格特勒，试图切断腐败利益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九年后，为了获得关键矿产，美国资本却准备进入一批由格特勒深度参与交易、并且至今仍与其存在合同关系的资产。 人权问责法试图划出一条清晰的道德界线，铜和钴却把这条界线重新变得复杂。美国既要维护制裁的正当性，又要保证关键矿产供应；既要反对刚果矿业中不透明的旧秩序，又无法绕过旧秩序留下的资产和合同。  这不完全是美国的虚伪，更像是大国竞争本身的荒谬：当一种资源被定义为战略必需品，原则并不会消失，但原则开始围绕资源重新排列。 站在KFM观景平台上，很难不想起这片土地上另一种曾经改变世界的矿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秘密从加丹加的欣科洛布韦矿获得高品位铀矿石。这里出产的铀品位远高于当时世界上多数矿山，被运往大洋彼岸后，进入曼哈顿计划，最终用于制造最早的原子弹。 矿石离开刚果时，几乎没有当地人知道它将被用来做什么。运输路线被严格保密，矿山一度从地图上消失。直到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起蘑菇云，刚果地下的铀，才以最剧烈的方式进入人类历史。 八十年前，从刚果地下挖出的铀，帮助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今天，这里的铜和钴又将进入电网、电池和数据中心，帮助人类走向下一个时代。 刚果一次次参与塑造世界的未来，却很少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

从KFM捐助的社区卫生院出来时，外面正刮着风。 这里已经接近矿区与村庄的交界。道路没有铺装，汽车驶过后，黄沙会在半空停留很久。几间砖房散落在路边，墙面没有抹灰，红褐色的砖块直接裸露在阳光下。孩子们赤着脚追逐车辆，风把他们宽大的衣服吹得贴在身上，又很快灌满。 卫生院旁边有一间铁皮屋。屋子很小，墙壁和屋顶都由灰白色铁皮拼成，门口没有招牌。我们经过时，里面忽然传出歌声。起初只是一个人的声音，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男声低沉，女声清亮，彼此追逐着向上攀升，最后汇成一种缓慢而辽阔的和声。 我听不懂歌词，却能听出那是一首圣歌。 来到刚果（金）以后，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的生活似乎完全暴露在现实之中。尘土、贫困、疾病、矿产、军警和漫长的道路，构成了一个过于坚硬的世界。人们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都如此具体：有没有水，庄稼能否收成，孩子能否上学，生病以后去哪里看病。 可就在这个几乎没有遮蔽的世界里，宗教无处不在。 它不只存在于教堂的尖顶和墙上的十字架里，也存在于汽车后窗的贴纸、商店的名字、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的祈祷和普通人的问候中。人们把“上帝保佑”写在卡车上，把孩子交给圣人的名字，也把无法解释的命运放进祷告。 在这里，信仰并不一定意味着远离现实。恰恰相反，正因为现实如此沉重，人们才需要相信，在肉眼能够看见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种秩序。 欧洲人曾经把刚果称为“黑暗大陆”的中心。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写道，一条大河蜿蜒进入非洲腹地，像一条巨蛇，把人带向文明边界之外的未知世界。1890年，康拉德曾作为轮船船员进入刚果。多年以后，他把沿途所见写进小说：象牙、枪支、疾病、强迫劳动，以及那些以文明之名来到这里、最终却被欲望吞噬的欧洲人。 但《黑暗的心》真正写下的，并不是非洲的黑暗，而是欧洲人在非洲暴露出的黑暗。 在小说中，刚果几乎没有自己的声音。河流、丛林和当地人都成为欧洲人精神崩塌的背景。后来，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因此批评康拉德：欧洲人把非洲变成一面镜子，只为了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恐惧。 可如果真正站在刚果的村庄里，就会发现这里从来不是一片等待别人照亮的黑暗。在葡萄牙人的船只抵达大西洋沿岸以前，刚果河下游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刚果王国。它拥有国王、贵族、行政区划、贸易网络和自己的宇宙观。活着的人、逝去的祖先、土地与神灵，共同构成一个彼此相通的世界。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者抵达刚果王国。最初的相遇并不完全是征服。刚果国王希望借助葡萄牙人的文字、武器和海外贸易强化王权，葡萄牙人则希望在非洲海岸找到黄金、盟友与通往东方的新航线。1491年，刚果国王恩津加·恩库武接受洗礼，取名若昂。他的儿子姆本巴·恩津加后来以阿方索一世的名字继位，并试图把刚果建设成一个基督教王国。 十字架就这样来到刚果。但它并没有简单取代原有信仰。刚果人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圣母、圣徒、复活和灵魂，把基督教仪式纳入原有的精神世界。十字架既来自遥远的罗马，也逐渐成为刚果人自己的符号。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种贸易开始在大西洋上扩张。 葡萄牙商船带来传教士、布匹和火器，也不断带走奴隶。刚果王国的战争、地方权力斗争和欧洲商人的需求逐渐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被捕获、贩卖，从刚果河口和安哥拉海岸送往巴西、加勒比海和美洲种植园。 阿方索一世曾写信给葡萄牙国王，抱怨奴隶贩子正在掏空他的国家，连贵族和自由民也可能被绑架出售。他希望获得基督教世界的知识和秩序，得到的却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奴隶贸易体系。 这也成为基督教在刚果历史中始终无法摆脱的矛盾。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拯救灵魂，教会也带来了文字、学校和医疗；另一方面，宗教又常常与殖民扩张同行，为欧洲人的进入提供语言和道德理由。 几百年后，戴维·利文斯通怀着更宏大的理想走进非洲。 他出生在苏格兰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年轻时一边在纺织厂劳动，一边学习医学和神学。他来到非洲，不只是为了寻找河流和湖泊，也希望通过“基督教、商业与文明”终结奴隶贸易。在他的设想中，合法贸易可以代替人口买卖，传教站、道路和商业网络能够使非洲摆脱奴隶贩子的控制。 利文斯通穿过沙漠，沿着赞比西河前进，寻找通往非洲内陆的道路。他患过疟疾，遭到狮子袭击，失去了家人和同伴，却始终不愿离开。他相信自己正在为后来者打开一条道路。 在今天的地图上，他的路线显得异常壮阔。从南部非洲到赞比西河，从维多利亚瀑布到坦噶尼喀湖，再到卢阿拉巴河流域，他用一生丈量了欧洲人眼中那个遥远的大陆。 利文斯通反对奴隶贸易，也对非洲人怀有远超同时代许多欧洲人的同情。他的旅行记录唤起了英国社会对东非奴隶贸易的关注。然而，他留下的地图、航线和地理知识，也让欧洲列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进入非洲腹地。 他希望打开一条解放的道路，后来者却沿着这条道路带来了军队、公司和殖民政府。 在他去世后，寻找他的斯坦利继续向西，沿卢阿拉巴河航行，最终证明这条河是刚果河的上游。斯坦利随后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雇用，在刚果河沿岸修建道路和据点。探险家的路线逐渐变成殖民者的路线，地理发现也被转换为领土、橡胶和象牙。 信仰可以要求人爱自己的邻人，也可以被权力用来证明征服的正当；十字架可以挂在受难者胸前，也可以出现在征服者的旗帜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刚果人只是被动接受了欧洲人的宗教。 在漫长的殖民时代，基督教也被他们重新解释。圣经中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在荒野中受难的先知和最终复活的基督，都获得了新的含义。对白人传教士来说，那可能是一套关于服从与救赎的教义；对被殖民者来说，却也可能是一种关于解放的语言。 二十世纪初，刚果人西蒙·金邦古宣称自己受到上帝召唤，开始治病和传教。数以万计的信徒从各地赶来，殖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这种由非洲人自己掌握的基督教可能比任何政治组织都更有力量。 金邦古没有发动战争，却被比利时殖民当局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度过三十年。他所创立的宗教运动却继续扩展，后来成为刚果最重要的本土教会之一。被欧洲人带来的信仰，最终孕育出反抗欧洲统治的精神资源。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在刚果从来不仅是一套外来的教义。 它已经进入这个国家的语言、音乐和家庭，经历了数百年的混合、冲突与重生。刚果人相信基督，也敬畏祖先；在教堂里祷告，也会把疾病、厄运和死亡理解为肉眼之外力量的作用。不同的精神世界并未完全取代彼此，而是像刚果河的支流一样，汇入同一条宽阔而浑浊的河流。 在国家力量薄弱、战争反复发生的土地上，信仰还承担着另一种功能。它告诉人们，苦难并非世界的全部。一个孩子可能赤脚走在黄沙里，但他的名字属于一位圣徒；一个家庭可能没有稳定的收入，却可以在星期日穿上最好的衣服走进教堂；一个人无法改变战争、贫困和疾病，却仍然可以相信，自己的生命被某种更高的力量看见。 欧洲人沿着刚果河进入内陆，看见丛林、疾病和自己无法理解的世界，于是把恐惧命名为黑暗。可他们没有真正听见，在河流与森林深处，人们早已有自己的歌声。

早上，我们跟着社区协调员去附近村庄。 社区协调员是个身材壮实的中年人，肚子很大。那天，他穿了一件带有丝绸光泽的衬衫，胸前印着一幅巨大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汽车在土路上颠簸时，圣母的衣袍也随着他的身体一上一下。 他负责矿山与周边村庄的日常沟通。哪口水井坏了，哪段道路需要维修，村民希望增加什么项目，矿山有哪些规定需要传达，最后往往都会汇集到他这里。 2018年修订后的刚果（金）矿业法，要求矿业企业与受影响社区共同制定社会责任书，把道路、供水、教育、医疗等项目列入五年计划，并明确投入、进度和责任。矿业企业还需要将一定比例的营业额用于社区发展。 社会责任书写在纸上，真正落实时，却要一项项进入村庄。 汽车停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协调员下车后，先去找村长。村长同时也是这里的传统酋长。两个人交谈了一会儿，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各家各户陆续有人走出来，有人搬来塑料椅，有人带来木凳，也有人直接坐在石块上。 很快，大树下围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圈。 村长坐在最前面，几位年长者挨着他。其他村民按照年龄和身份依次坐开，年轻人站在外围，孩子则在人群后面探头张望。没有名单，也没有扩音器，但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在刚果（金）的乡村，酋长并不只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是被正式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权力角色。按照法律，传统酋长大体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是酋邦首领，法文称Chef de chefferie；其下是集团首领，也就是Chef de groupement；再往下则是村庄首领，Chef de village。不同层级的酋长按照当地习俗产生，但只有经过国家承认和授职，才能以法定身份行使权力。 这套等级体系并非完整保留自古代。比利时殖民时期，殖民政府把原本形态各异的传统权威重新划入酋邦、集团和村庄，使酋长成为征税、征工和管理人口的中间人。独立以后，这套制度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嵌入现代国家。今天的酋长既代表祖先和习惯法，也持有国家赋予的身份；既是地方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基层行政链条的一部分。 矿业开发让这种双重身份变得更加重要。 按照刚果（金）法律，地下矿产属于国家，矿权由中央政府授予，酋长无权决定谁可以开矿。但矿权真正落到地面时，面对的却是村民世代耕种的农田、家族使用的树林、墓地和水源。许多土地没有完整的书面产权，而是由习惯法和传统权威确认。 因此，企业拿到矿权只是第一步。修路、征地、搬迁和补偿，仍要与酋长、家族和村民协商。酋长不能推翻国家授予的矿权，却往往影响谁代表社区谈判、土地属于谁，以及补偿如何被接受。 大树下的这场会议，看上去没有复杂的程序，却包含着一套清晰的秩序：谁负责召集，谁坐在前面，谁先发言，谁负责记录，又由谁把公司的要求重新说给村民听。 协调员胸前的圣母玛利亚，则来自另一套深入刚果乡村的组织体系。 来到刚果（金）以后，我见过太多十字架。营地里的教堂、学校门口的圣母像、路边的小礼拜堂，还有许多人脖子上的十字架。天主教早已不只是宗教信仰，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网络之一。 它进入刚果的历史，与欧洲人探索非洲腹地的过程紧密相连。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兼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沿着赞比西河深入非洲。他相信，可以通过“基督教、商业和文明”终结奴隶贸易，让非洲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为了寻找贯穿大陆的河流，他在地图上留下了许多欧洲人此前并不了解的地方。 1871年，美国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受《纽约先驱报》委托，进入非洲寻找失踪多年的利文斯通。经过八个月跋涉，他终于在坦噶尼喀湖畔找到这位满头白发的探险家，并留下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 “Dr. Livingstone, I presume?” 利文斯通去世后，斯坦利继续沿卢阿拉巴河向西，最终证明它就是刚果河上游，并一路抵达大西洋。他的考察让欧洲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认识刚果河水系，也引起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兴趣。 此后，斯坦利受利奥波德雇用，沿刚果河修建据点和道路。探险留下的地图和航线，逐渐变成殖民扩张的通道。1885年柏林会议后，利奥波德二世获得了对刚果盆地的控制，刚果自由邦由此建立。 随着殖民者进入的，还有大量天主教传教士。 他们建立教堂，也开办学校、诊所和孤儿院。在许多国家行政力量难以触及的地方，最早能够识字的人来自教会学校，最早的现代医疗也常常由传教站提供。 殖民政府乐于借助传教士管理人口、培养基层人员和传播秩序；教会则借助殖民体系获得土地、交通和制度支持。教堂因此不仅是一处宗教空间，也成为教育、医疗和基层动员的节点。 刚果独立以后，殖民政府消失了，天主教会却留了下来。今天的刚果（金），教会仍然拥有覆盖全国的学校、医院、教区和基层网络。在政治危机和选举期间，天主教组织甚至能够依靠各地教区迅速组织观察员、收集信息。 酋长与教会，一个来自本地传统，一个随着欧洲殖民进入，后来却共同成为基层社会最稳定的组织。 会议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记录完，村长说了几句话，宣布会议结束。村民起身，把各自带来的椅子重新扛回家。有人走向水井，有人留在树下继续交谈，孩子们很快占据了刚刚空出来的地方。 协调员也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照在他胸前的圣母像上。刚才还围坐在一起的人群已经散开，树下重新恢复安静。

从TFM前往KFM，路边不时出现一座座红褐色的土丘。 起初我以为是修路留下的土堆，后来发现，它们有的立在荒草中，有的紧贴公路，还有一些已经长出灌木和小树。到了KFM园区附近，数量更多，最大的几乎有两层楼高，远远望去，像一座座被遗弃的小型城堡。 查资料才知道，那是白蚁丘。 成千上万只白蚁把地下的黏土一点点搬到地面，再混合唾液和排泄物，层层堆积，最终形成坚硬的外壳。土丘内部布满纵横交错的通道，可以随着昼夜温差调节空气、温度和湿度，地下则生活着蚁后和庞大的白蚁群落。有些大型白蚁丘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在原来的蚁群消失后，仍被新的白蚁继续使用。 白蚁不断把深层土壤和有机物带到地表，使土丘周围往往比普通土地更肥沃，也更容易保存水分。于是，一些废弃或者沉寂下来的白蚁丘上，反而会率先长出草木。在非洲草原上，它们既是巢穴，也是土壤的一部分。 前一天，这条路曾经堵了很久。一列火车与货车发生碰撞，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受到影响。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在路边，有的装着矿石，有的载着燃料、设备和生活物资。司机坐在驾驶室里等待，扬起的黄土慢慢落在车身上。 刚果（金）是一个几乎没有出海口的国家。这里出产的铜和钴，要进入全球市场，必须先穿越其他国家，才能抵达港口。 对于沿海国家，港口往往只是供应链的最后一站；对于刚果（金），通往港口的铁路和公路，本身就是矿业的一部分。 加丹加铜带的铁路最初就是为矿产而修。殖民时期，铁路从矿区向西接入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最终抵达大西洋沿岸的洛比托港。后来安哥拉内战持续多年，铁路遭到严重破坏，西向通道逐渐中断，大量铜钴产品转而向南，经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运往南非德班港，或者向东穿过赞比亚，抵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 一批铜从矿山出发，到真正装船出海，可能要在公路上行驶几千公里，穿越多个边境口岸。任何一段道路拥堵、铁路停运或者海关效率下降，都会变成矿山的成本。 向东的坦赞铁路，曾经是另一段改变非洲地理的铁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刚刚独立的赞比亚盛产铜，却高度依赖南部由白人少数政权控制的交通体系。为了获得一条不经过罗得西亚和南非、直接通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向多个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寻求帮助，但没有得到支持。 1967年，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北京签署协定。此后数万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东非，与当地工人一起修建铁路。坦赞铁路从赞比亚铜带附近的卡皮里姆波希出发，穿过高原、河谷和裂谷地带，最终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全长近两千公里。1970年开工，1976年正式移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铁路不仅运输铜，也运输燃料、粮食和人员。它既是一项基础设施，也是一条带有鲜明政治意义的独立通道。 后来，随着设备老化、维护不足和运输效率下降，坦赞铁路的货运能力不断萎缩。很多本应由铁路承担的货物重新转移到公路上。如今，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在推动这条铁路的修复和重新运营，希望恢复铜带通往达累斯萨拉姆港的运输能力。2025年签署的协议计划投入约14亿美元进行现代化改造。 洛阳钼业也在参与推动矿产品通过坦赞铁路运输。对矿山来说，铁路一次可以运走远多于卡车的货物，也能减少长途公路运输对道路、边境和燃料的依赖。 向西，另一条沉寂多年的铁路也正在复苏。 本格拉铁路修建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从洛比托港一路向东，穿越安哥拉，与刚果（金）的铁路系统相连。安哥拉内战结束后，这条铁路在中国资金和工程力量支持下完成重建。如今，美国和欧盟又将它纳入“洛比托走廊”，计划进一步连接刚果（金）和赞比亚铜带。 对于美国而言，洛比托走廊不只是一条铁路。 铜和钴是电动汽车、电网、数据中心和国防工业所需要的关键原料，而全球铜钴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支持一条向西通往大西洋的运输走廊，美国希望加强与安哥拉、刚果（金）和赞比亚的关系，也为西方企业进入中非矿产供应链提供新的通道。 一条向东，通往达累斯萨拉姆；一条向西，通往洛比托；另一条向南，通往德班。几条铁路线和公路背后，是不同年代留下的政治选择，也是今天围绕关键矿产展开的新一轮竞争。 车辆继续向前，白蚁丘从窗外一座座闪过。 KFM位于TFM西南方向，两座矿山相距不远，气质却很不一样。 TFM的特许矿区超过1500平方公里，矿体、工厂、营地和社区分布在辽阔的土地上。从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常常要坐很久的车。KFM则紧凑得多，生产、办公和生活设施集中在同一个园区内。经过门岗后不久，就能看到厂房、办公楼和宿舍。 KFM是Kisanfu Mining的简称。2020年，洛阳钼业以5.5亿美元从美国自由港手中收购Kisanfu铜钴项目95%的权益。与已经生产多年的TFM不同，当时的Kisanfu仍是一座尚未开发的矿山。自由港完成了前期勘探，中国企业接手后，从道路、厂房、营地到生产系统，几乎重新建起一整套矿山。项目于2021年进入建设阶段，2023年实现投产。 如果说TFM保留着比利时、刚果国企、美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先后留下的痕迹，那么KFM从建设之初，便带着更加鲜明的中国基因。 园区中央有一座人工湖，被大家称作“金山湖”。湖水安静，岸边种着草木，偶尔能看见员工坐在那里钓鱼。入夜以后，湖边的灯陆续亮起，倒映在水面上，颜色不断变换。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土地。 “金山湖”附近同样分布着不少白蚁丘。园区里的建筑大多不高，许多宿舍和办公楼只有两层。在这样一座刚刚建成不久的矿山里，低矮的楼房与高大的白蚁丘并排而立，仍然形成奇特的对照。 人类用钢筋、铁皮和混凝土建起厂房，白蚁则用泥土，一点点垒起自己的高楼。

每天前往附近村庄，都要经过一套固定的程序。 从营地出发，先坐二十分钟大巴，到达丰谷鲁美镇上的公司基地。在那里接上负责安保的军警，再换乘几辆越野车前往社区。大巴目标太大，穿行村庄不够方便，几辆小车分散开，也不容易引起注意。 等待军警时，我们下车在基地里走了走。 和居住营地浓厚的中国元素不同，这里更像一座非洲庄园。巨大的树木撑开浓密的树冠，把阳光挡在半空，铁皮尖顶的小屋散落在绿荫之间。院子中央立着一棵用钢管焊成的圣诞树，顶端有一颗星星和一座十字架，后面是一间举行弥撒的小教堂。 不远处还有一栋高大的白色建筑，当地员工称它为“白宫”，门廊和窗户仍保留着旧式建筑的比例。再往里走，是一片荒废的高尔夫球场。草坪早已失去原来的边界，部分土地被重新翻过，种上了蔬菜。 矿区换了主人，土地也换了用途。 这里与丰谷鲁美镇只有一墙之隔。墙内古树参天，院落安静；墙外是不断扩张的住房、摩托车和街边摊位。站在树荫下，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喧闹，却能感觉到两个世界紧紧贴在一起。 当地同事说，基地里有些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上百年。早在1918年前后，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就曾在丰谷鲁美一带开展矿产勘探。此后一个多世纪，矿山几经易主，这片基地也被不同的公司一代代沿用下来。 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法文简称是UMHK。它成立于1906年，背后既有比利时兴业银行体系，也有英国坦噶尼喀特许权公司的参与。 比利时掌握着殖民统治和金融资本，英国人则更早沿着南部非洲向北勘探，拥有地质资料、铁路经验和连接赞比亚铜带的商业网络。双方的合作，与其说是一种国家友谊，不如说是资本、技术、土地特许权和殖民权力的结合。 在鼎盛时期，UMHK不仅开矿，还修建铁路、电站、医院、学校、住宅和体育设施。它控制着工人的住所、医疗、粮食供应和子女教育，也塑造了一座座矿业城镇的生活秩序。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套相当完整的福利体系。矿工有住房，家属可以看病，孩子能够上学，社区里有商店、教堂和球场。在公共服务极为有限的殖民地，矿业公司几乎承担了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能。 但这种福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 矿工获得医疗、住房和教育，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公民拥有这些权利，而是因为企业需要一支稳定、健康、服从管理的劳动力。公司照顾工人从出生、就业到退休的许多环节，也由此进入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60年刚果独立后，这套体系很快卷入政治风暴。加丹加拥有全国最重要的铜矿和财政来源，地方领导人冲伯宣布加丹加分离。 比利时企业和当地既得利益者担心，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会控制矿山、重新分配财富。UMHK的资金、技术和税收，使加丹加具备了脱离中央政府运转的基础。矿业公司虽然不是公开意义上的政权，却深刻影响着政权能够维持多久。 加丹加分离失败后，UMHK在刚果的资产于1967年被收归国有，后来并入刚果国家矿业总公司，法文简称杰卡明Gécamines。 杰卡明继承的不只是矿山和工厂，也包括住宅、学校、医院、食堂、体育场和工人的家庭。对于几代加丹加人来说，进入杰卡明意味着拥有一份稳定工作，也意味着整个家庭被纳入一张福利网络。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杰卡明几乎支撑着这个国家的财政和外汇。矿山仍然像一座国家，真正的国家反而越来越依赖矿山。 但庞大的体系需要持续的产量和现金流维持。进入九十年代，设备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动荡和基础设施崩溃同时发生，杰卡明的铜产量迅速下降。工资开始拖欠，医院缺少药品，学校和住宅无人维修。 为了让矿业重新运转，杰卡明开始拿出矿权和股份，寻找海外投资者。1996年，杰卡明与伦丁集团签署协议，成立TFM。后来，美国菲尔普斯·道奇加入项目；2007年，自由港通过收购菲尔普斯·道奇成为控股股东，推动矿山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2009年，TFM生产出第一批阴极铜。 丰谷鲁美由此重新进入全球铜钴产业链。 自由港时期，矿山建立起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也延续了铜带矿区长期形成的员工福利传统。2016年，中国企业接手TFM。 所有权几经变化，一些制度却比股东更长寿。 这几天给我们开大巴的是一名年轻司机。他话不多，却很会打扮，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和发型。有时梳着脏辫，有时围一条头巾，衣服总是干净利落。见到我们，他会主动开门、搬设备，也会用英语说上几句玩笑，显得时尚、机灵，又很有活力。 有一天，他趁周围没有其他人，小声问同事，自己有没有机会成为TFM的正式员工。 他现在属于外包车队。虽然每天开着公司的大巴，穿行在营地和矿区之间，却并不真正属于这家公司。 在TFM，正式员工的直系亲属可以享受医疗保障，子女上学也能获得支持。在公共服务仍然有限的地方，一份正式工作所能带来的，远不只是工资。 军警终于到了。 他把枪放进越野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们离开树荫下的基地，穿过大门。墙外依旧是拥挤的摩托车、扬起的黄土和沿街延伸的房屋。 那名年轻司机留在基地里，等待下一趟任务。

今天一早，我们离开营地，去矿区周边的村庄。 车沿着国道向西开，右边是矿山。天刚亮的时候，还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出现在山坡上。再往前开，人越来越多。远远望去，一群人背着编织袋，从露天矿的高处慢慢往下走，翻过围栏，穿过公路，再消失在灌木和村庄之间。 隔着车窗，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如果把镜头拉远，他们像一群蚂蚁。 当地同事告诉我，他们大多是手工采矿者。 严格来说，这是盗采。他们进入企业依法取得采矿权的矿区，用铁锹、铁镐和最简单的工具，把矿石一点点挖出来，再背下山。一袋矿石几十公斤，一个人一晚上通常只能背一袋。等到天亮离开矿山，再把矿石卖给附近的收购点。收购点继续转卖给一些中小冶炼厂，最后进入全球供应链。 这些年，国际社会关于刚果（金）钴矿的报道里，最常出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手工采矿。 孩子钻进狭窄的矿洞，成年人赤手搬运矿石，塌方、粉尘、事故和童工，构成了《血钴》等作品里最令人震撼的章节。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供应链。“铜标志”（The Copper Mark）、OECD负责任矿产指南等一系列国际标准，都把手工采矿、人权和供应链追溯纳入审核内容。一些电池企业甚至一度希望减少钴的使用，不只是因为价格波动，也因为它背后的伦理争议。 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会发现事情远比新闻报道复杂。 如果一个人家门口就是世界级铜钴矿，却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土地，没有别的产业，最快获得收入的办法，就是去矿山。 靠山吃山。 种一季玉米要几个月，而背一袋矿石，只需要一个晚上。 矿区附近，很多手工采矿者就在塑料布搭成的窝棚里生活。围绕着他们，又形成另一条产业链：有人卖铁锹，有人卖食物，有人骑着摩托车接送他们。这里一辆摩托车坐三四个人是常态。整个社区，都在围着矿山运转。 所以，企业面对手工采矿，首先必须”堵”。 盗采侵犯的是合法采矿权，也威胁矿山安全。企业需要围栏、安保和巡逻，也必须确保这些来源不明的矿石，不能进入自己的生产体系。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国际市场越来越严格的人权和供应链要求。 但如果只有”堵”，问题并不会消失。今天赶走一批人，明天还会有人回来。真正困难的，是“疏”。 这些年，TFM累计在周边社区投入超过2亿美元，建设学校、医院、自来水厂、变电站，改善道路、农业和教育条件。相比刚果（金）许多地方，这里的基础设施已经好得多。 除了一次性的公益项目，还有能够自己运转的发展项目。比如运营型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小型商业和社区服务，让矿山之外，慢慢长出新的产业，让年轻人拥有一份稳定而合法的收入。 过去，我总觉得ESG更像一种国际商业语言，是评级、报告，也是跨国公司的”通行证”。来到刚果（金）以后，我意识到，ESG首先不是传播概念，而是一种经营能力。 资源开发的收益不只进入国家财政，也应该转化为当地人的就业和生计。只有矿山之外出现更多选择，盗采才会减少，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才可能长久。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回营地的路上，迎面驶来一支又一支摩托车队。车后绑着铁锹和编织袋，年轻人坐在后座，说笑着向矿山驶去。 对我们来说，一天结束了。 对他们来说，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从营地前往丰谷鲁美镇时，当地同事反复提醒，出于安全考虑，路上一定要把车窗帘拉上。这么多中国人一起行动，尽量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窗帘并不能完全遮住外面的世界。车辆转弯时，布帘会晃开一道缝，仍能看见路边低矮的房屋、扬起的黄土和来往的人群。摩托车在车流间穿行，小贩守着简陋的摊位，几个孩子站在路边，好奇地望着经过的车辆。 车里坐着一名持枪的军警。 来到刚果（金）几天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安排。从机场到矿区，从矿区前往周边城镇，只要离开营地，往往都会有人持枪陪护。枪就放在座位旁边，枪口朝下，看起来和脚边的一只行李包没有太大区别。 直到汽车突然开始剧烈摇晃，司机迅速减速，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检查后告诉我们：轮胎爆了。 周围没有修理厂，也没有可以立即掉头返回的地方。公路两侧是民房和商铺，车刚停下不久，就有人慢慢围了过来。最初只有几个孩子，随后是年轻人和骑摩托车的人。有人探头往车里看，有人站在几米外观察，还有人不断和同伴低声交谈。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帘，我真切感受到矿区的风险。 司机还在检查轮胎，远处刚好驶来一辆TFM员工大巴。同事立即联系司机，大巴在前方停下，我们迅速下车，穿过几米远的路面，登上大巴。军警最后一个上车，车门随即关闭。车辆重新启动，围在路边的人群渐渐消失在后视镜里。 在路上，我一直在想：矿业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矿业是把埋藏在地下的矿石开采出来，经过破碎、选矿和冶炼，变成工业需要的金属。它看起来是一门关于地质、设备和成本的生意。 但大型矿山真正面对的，从来不只是地下的矿体。地质运动没有按照国界，也没有按照国家治理能力，平均分配地球上的资源。一些拥有丰富铜、钴、锂和镍矿藏的国家，恰恰长期面临贫困、政治动荡和公共治理能力不足。资源越重要，进入其中的资本、地方利益和外部力量越多，围绕资源形成的关系也越复杂。 丰谷鲁美就是一个缩影。 随着矿山不断扩产，大量人口从刚果（金）各地来到这里寻找工作，城镇迅速膨胀。摩托车越来越多，商铺越开越密，住房不断向外延伸，但学校、医院、供水、道路和地方治理却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人们希望得到工作，希望承包工程，希望土地获得补偿，也希望企业修建道路、学校、诊所和水井。矿山每天运出大量铜钴产品，如果自己的生活没有明显改善，一种朴素的不公平感便会自然产生。 企业当然可以说，自己已经依法缴纳税收和权益金，公共服务本应由政府提供。但在许多治理能力较弱的资源国，人们最容易找到、也最容易表达诉求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矿山。于是，许多原本属于公共治理的问题，最终都会落到企业门口。 也正因为如此，矿业既是一门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是一门政治密集型产业。 一座大型矿山往往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从勘探到投产需要十几年。一旦扎根，就不可能像贸易公司那样轻易离开。企业不仅要理解矿体，更要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财政和社会结构，处理政府、社区、部落、工会、合作伙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资源价格低迷时，资源国希望企业继续投资、维持生产、保障就业；资源价格上涨、矿山扩产之后，新的问题又会被重新提出：企业赚了多少？国家获得了多少？当地社区又分享了多少？ 这种不断调整、不断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几乎贯穿了全球矿业的发展。 2018年修订后的刚果（金）矿业法要求大型矿业企业与周边社区签署社会责任书，将部分收益持续投入教育、医疗、供水、道路等公共项目。2021年，TFM与周边社区签署为期五年的社会责任书，承诺投入超过3100万美元，用于社区发展。 前几年，TFM与刚果（金）国家矿业总公司围绕权益金问题产生争议，产品出口一度受到影响，最终双方通过新的利益安排重新达成合作。今天形成的平衡，未来仍可能随着资源价格、产业周期和政策变化再次被打破。 类似的调整，并不只发生在刚果（金）。从印尼镍矿政策到拉美国家提高资源收益分配，越来越多资源国都希望在全球能源转型中获得更多财政收入、产业能力和发展机会。这种趋势可以理解，也几乎不可避免。 回到营地后，空气里飘来熟悉的焦煳味。 这几天，每到傍晚，风里总会带着一阵烧东西的味道。有时还能看见一缕缕黑色的灰烬，越过黄色的房屋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最后落在道路和台阶上。 起初，我一直以为那是矿区生产产生的气味。后来知道，火来自营地之外。旱季里，当地人会焚烧草地，一方面清理荒草、防止更大的山火，另一方面也希望烧死或逼出藏在草丛里的小动物，带回家作为食物。 站在营地里看不见火，只能闻到烟。远方飘来的灰烬，散在草叶和石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