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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还挺多科技圈内部的人在讨论，当技术问题被AI解决后，马上面临的问题是用技术做什么，这时候Taste就很重要。有一些人文底蕴对提升taste是有帮助的。
今天看到一些日本媒体发布的对高市的民调数据，目前看上去是处于60-80%的高位，尤其年轻人支持率很高，18-39岁支持率超过80%，这也说明中老年人支持率相对低一些。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画面，大概几十人的反高市游行，里面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太。所以第一个感受是年轻人支持高市、偏极右、偏反华，而老年人则偏反战。 第二是有点奇怪，高市内阁约70%的支持率，但自民党支持率也就30%多，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这会不会说明高市个人的一些（极端的）观点和言论特别得人心，尤其是年轻人，使得她个人的支持率明显高于自民党？ 如果她这个路径为自民党获得了年轻选民的心，那么这个路线会不会持续下去？
鹅厂2020年之前应该还蛮多团队去海外团建的，首先肯定是旅游（而且是老板想去旅游的地方）；其次看一些脱离熟悉环境的东西可以刺激一些新想法和讨论，比如有一次去日本看到他们保留的唐代时期的寺庙，他们是怎么保护和文化开发的，这确实激发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文化业务和公益业务的讨论。 2020年之后，疫情封锁，降本增效，就很少听说有团队去海外团建了，但其实成本还好，举个例子还是日本，淡季机票极其便宜，消费水平也并不很高，遇到日元暴跌的时候性价比更高，整体成本盘下来比三亚便宜很多。所以海外团建反而不一定是一个「高端消费」，主要就是看需求了。 从今年开始出海变得重要后，借团建之名去出海目标市场团建就很正常了，预算多的去中东，少的去越南之类的，都还是能看很多东西的，团建是一个很好的拉齐大家认识的过程，大家一起亲眼看到了，后面很多团队决策也好做了。 图1是日本的那智瀑布神社，图2是越南河内夜市，图三是河内还剑湖（一个很有中华文化气息的景点，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越南北部的影响）
老师，看你和 Ke 的讨论，想起我和 Ke 讨论过的一个话题，想问问你的看法。 我在大厂中的 PR 部门，最重视员工的创意能力，比如写作或者做视频，但是很多很有才华的员工在大厂待一段时间后就不再能产出好的作品了，很多人文章写得四平八稳毫无新意（当然公司本身发言风格也有关系），公司的管理干部很发愁，原来这些大笔杆子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的，我原来在知乎上非常能写，大概状态是两三年写了五十万字那种状态，质量也不错，有好几十篇千赞万赞的科普文，后来输出降低，一开始觉得是工作压力大，但最近这些年在大厂会感觉，能力退化，思想也改变了。因为在大厂很容易会觉得，公司这么大很多事，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能推进能改变的，以前写作时，解答一个问题需要构想一个完整的结构自圆其说，而在大厂并不需要这样，甚至你最好不要替自己上下游的同事把话说了，这不是你的工作职责，你也不要对别人指手画脚……所以久而久之就丧失了我以前写作具备的完整架构的能力，我还是可以把自己负责的工作写好，但不再能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写完整了。 我这个状态应该还挺典型的，如果你想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说不定可以成规模的卖给有钱的大公司（哈哈）
站在国内社科研究“消费者”的角度，其实近些年企业对海外社科研究关注越来越多了，一方面企业国际化/出海越来越多，需要了解海外市场的消费者习惯、文化、意识形态等以制定策略构建恰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海外的一些社科研究有很强的政策制定影响力，在一些领域也会引起我国政府的参考甚至效仿。一个例子是今年 Jonathan Hadit 的 The Anxious Generation 在网络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引起了很多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国外已经有一些政府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国内也有进一步限制和严管的趋势。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企业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能提供宝贵的社会洞察，提前做好准备和应对。 从我个人的观感来看，留学科研人员在跨文化的成果转化应用和沟通上都更有优势，既能向内也能对外，也可以成为更多国际研究合作的桥梁和枢纽，因此也更具战略价值。